1951年，云南省委打算用2万元建造围墙，宋任穷：要相信警卫连

1950年初春，保山夜色沉沉，山谷里冷风裹着雨丝。宋任穷站在一片松林边，听着警卫连长汇报：“外围峡谷发现土匪残部。”一句“跟我上”后，灯火般的枪口在黑暗里闪烁。两小时苦战，警卫连稳住了阵脚。那一夜的遭遇，让不少人第一次见识到“战时警卫”是什么概念，也埋下了他日后那句“要相信警卫连”的底气。

半年后，西南局将云南接管任务的重担彻底压在宋任穷肩上。省城昆明表面平静，郊外却还有枪声。1949年末，邓小平在重庆接见西南服务团干部时说：“云南不稳，西南就不会稳。”因此，宋任穷随服务团云南支队南下，紧接着陈赓兵分两路。卢汉率部起义归顺固然加快了进程，但遗留下来的土匪、特务、旧政权势力，复杂得像滇中丘陵的沟壑。

1950年4月，云南省委在昆明成立。弥勒寺，一座原本僧侣清修的院落，被临时改作机关驻地。四周田埂包围，只插着稀疏竹篱笆。有人揶揄：“省委机关连一面像样的围墙都没有。”实际上，省委账上仅存的流动资金，还要顾及救济、剿匪、军需、援越物资转运，哪里轮得到修墙。

到了1951年春，匪情虽有缓解，但机关仍处在郊外。秘书长孙康整天担心：万一半夜闯进一股亡命徒，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凑了2万元，准备把竹篱笆换成砖石墙。那时2万元是怎样的数字？足够为五个贫困县置办全年的种子，也足够让一条云南到广西的公路补上缺口。正因为如此，宋任穷看着测量工人埋红线时，直接一句：“暂停。”

孙康被叫到办公室。宋任穷指着窗外站岗的战士：“这些人从松山打到易门，刺刀出鞘都不抖一抖。机关真要遇袭，围墙能挡几分钟？不如把钱退回省财委。”短短一句话，定下了基调。技术员悻悻收尺离去，2万元当天便划回原处。

类似的场景并非孤例。1951年早春，宋任穷因连轴运转，高烧不退。总务科张汝兴奉命买来克宁奶粉、宾川黄桔。小小两样补品，却被宋任穷追问：“经费来源？”得知是公账，立刻叫秘书折价退款。按规定，他完全可以公费医治，奈何他一句“公私分明”压了下去。孙康叹气：“他把原则看得比身体硬。”

同年秋，省政府决定配发元青粗呢干部服。布料厚实，剪裁合体，在普通干部眼里算奢侈。通知送到宋任穷桌上，他摆摆手：“军区已给我发了将军服，不能双份。”裁缝只好把量衣单撤回。有人小声议论：“首长也太抠门。”可在粮食部尚未脱赤字、财政厅仍在凑救济款的当口，省里能少一笔是一笔。

外人或许不知道，他对家人也同样“铁面”。细雨蒙蒙的一个黄昏，身怀六甲的夫人钟月林步行回宿舍。道路泥泞，治安也不保险。司机好心驱车相送。夜间小会，宋任穷查车不见，得知缘由，当场批评：“公务车只能跑公务，私事一律不准。”场面颇为尴尬。司机挠头，钟月林低声道歉，规矩就这样被守住。

不得不说，宋任穷的严苛与个人经历密不可分。湖南道县老家山多田少，他幼时见多了赤贫。族人不服气，给男孩取名任荣、任富，希望改命。他却偏要叫任穷。“先认清穷，再想办法翻身。”这是他常挂嘴边的一句。“日子可以穷，思想不能穷。”张汝兴后来回忆，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脑子里。

严格自律之外，宋任穷对经济工作的注重，贯穿他在滇的三年。1950年至1952年，云南边疆普遍遭遇干旱。为稳定民心，他牵头在曲靖试点“耕二余一”退税，鼓励早交公粮、早返税米。数据统计，曲靖县头一年就向粮库多送三十二万斤，直接缓解了昆明市区的军供缺口。政策随后扩展到昭通、楚雄，成为西南局财经会议的范例材料。

同一时期，中央提出援越抗法。云南成了主要中转地。运输、人力、经费全要协调。宋任穷公开表示：“钱要花在刀刃上，墙不是刀刃，炸药、布匹、粮油才是。”这番话让预算审批现场鸦雀无声，却给运输大队争回了足够油料。1951年年底，第一批援越步枪就在红河边顺利装船。

时序走到1952年春，西南局初步评估：滇省税收比1949年增长46%，剿匪、接管、援外三项大支出皆在可控范围。有人感慨，“看似不修一面围墙，其实是在修财政的城墙。”这句话后来被云南干部口口相传。

宋任穷离开云南前夕，弥勒寺竹篱笆还是原来的模样，只是篱笆旁多了两排挺拔的白杨。警卫连士兵笑称：“将军说白杨比砖墙好，一棵树管一米地，打起仗还当掩体。”外人听了或许觉得夸张，可对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兵而言，信仰与训练确实胜过混凝土。

1954年，宋任穷调任北京，又在更大的舞台上继续忙碌。那两万元的故事随他离开，却始终流传在滇中干部茶余饭后。有人总结：“管钱就得像宋老这么管。”简单直白，却真切说明了一件事——在最困难的时候，严于律己同样是一种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