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西行漫画》再版，编辑找萧华确认，萧华坦言：我不是作者

故事要追溯到更早。1938年，《文献》杂志主编阿英在上海冒着宵禁，把二十五张记述长征的照片装订成册，为安全起见，他干脆把托人送画的“萧华”当成作者。战火纷飞，这种“张冠李戴”在出版业并不稀奇。只是没人想到，此后二十多年，这本册子辗转书摊、图书馆、私家阁楼，一直背着假名流传。

1958年末，一位在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的年轻人偶然翻出这本旧书，觉得长征题材稀罕，当即写信建议再版。人民美术出版社随即奔波各地收集底本，又在上海厂甸旧书摊淘到第二册。对照后，确定可印，但作者归属是硬伤，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去找萧华。没想到，萧华一句“与我无关”让编辑们面面相觑，却也留下线索：“封面那人像军姿很像董振堂，作者或许在红五军团里干过宣传。”

线索并不算多，可只要方向对，事情总有突破。编辑部翻阅当年的编制表，红五军团宣传口能画画的干部屈指可数。问题在于，这些人新中国成立后多半转行或转岗，分布全国，甚至海外。1959年，外交部还有一位常驻印尼的大使——黄镇，他的简历中写着“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刚好对得上。只是，大使工作繁忙，且常年在外，短期内联系的希望十分渺茫。再版迫在眉睫，出版社只好退而求其次，请萧华写序。萧华答应了，却在序里话锋一转：“画家未知，猜想是红五军团宣传干事留下的纪念。”这一句“大概”，反倒把疑团留得更深。

1961年底，黄镇奉命回国述职。外交部的来车刚停在机场，便有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守在出口。寒暄过后，一本发旧的《西行漫画》就递到了黄镇面前。翻到封面，他的表情瞬间亮了：“找了这么多年，怎么在你们这儿？”随后指着那位短棍横腰、垮枪站立的红军指挥员，“这是董振堂！没错，就是他！”几句干脆的话，让在场的人同时松了口气，那股激动几乎要把冬日的寒潮都赶散。

事情算是水落石出了，但真相比想象更曲折。1935年长征途中，黄镇奉命负责宣传，他背着小皮包一路速写，墙面、门板、纸片，见缝就画。红军每到一地，敌人追得紧，黄镇却总要落在最后把口号刷完，再追着部队跑。条件艰苦得难以想象：鞋底磨穿，他干脆拾块破鼓皮扎成草鞋；饥一顿饱一顿，空腹也挡不住他摊纸泼墨。“画画能解乏，也能鼓气。”这是他后来对学生说过的话。四五百张速写装在那个被他“抢”来的皮包里，随队北上。可走出雪山草地那年，他脚伤恶化被抬进哈达铺，那只皮包与队伍分散，原稿从此七零八落。能留下的二十五张，全靠此前在延安冲洗成照片，托萧华带去大后方。

时间再次指向1937年1月。董振堂率红五军固守高台，力战数倍于己的马家军。在最后弹尽粮绝时，他仍鼓励身边战士：“同志们，坚持到底！”黄镇闻讯后，趴在蜡光昏暗的桌板上，一笔一划补完军长的轮廓。“这可能是我给他画的最后一张像。”多年后，黄镇如此回忆。这张画像正是《西行漫画》封面那一幅。

值得一提的是，黄镇并非科班只学画画，他原是上海美专高材生，又是西北军出身的中尉参谋，能文能武。冼星海听他唱过信天游，连说“嗓子厚”，林伯渠夜行军点灯，他顺手就素描下来。长征结束，他把笔记本交给中央档案馆，两厚册，密密麻麻都是当年速写。这批材料后来进了国家博物馆，但普通读者难得一见，《西行漫画》就成了军旅速写中少见的公开版本。

再说萧华。1938年初，他在延安整编北上时被阿英托人刻意写信：“画作者署你名，可否？”战时保密，他只能默认。战后出版物层层易手，没想到竟绕回自己身上。这种历史误会，在大型群体迁徙和多次印刷过程中并不罕见。可贵的是，当事人并没有揽功。萧华再版序言里坦言“我不是作者”，黄镇找到失散多年的“孩子”后，也第一时间要求改回署名。1962年5月，《西行漫画》更名《长征画集》重新出版，封面明确标注“黄镇 绘”。编辑部挤出一行注释：原名《西行漫画》，1938年上海初版，1959年北京再版，现据原稿核校。

画册中描绘的场景，放到今天看依旧冲击力十足。比如《夜渡金沙江》，黑线勾勒的小船在急流里摇晃，船头的战士咬着子弹带，一只脚已经泡在水里；《雪山行》里，三名红军并肩，用火把照着前路，身后是成片漆黑的云，像随时要压下来；《军团长董振堂》最简洁，只做半身，短棍、手枪、军帽，寥寥数笔，却把“和气待同志、虎胆冲锋”的气质勾得淋漓。魏传统后来给这幅像配诗，称“随身不离枪，耿耿忠于党”，确实贴切。

再版推出后，首印一万册不到两个月便售罄。读者反馈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量来信来自五十岁左右的男性，他们大多在部队或者工厂工作，对长征岁月怀有天然敬意。《长征画集》没用口号式语句，不少人说翻着画册像在听老班长讲故事，简单直接，对味。

有人问过黄镇：“当年如果没有那只皮包，画是不是全丢了？”他笑得爽朗：“没办法，也许就都留在风里了。可只要精神还在，画丢了也不算啥。”话说得轻，却知其中分量——在荒原、雪岭、草地生死穿行，捡下一点墨迹已是不易，能保存下来，实属运气。

在出版社的档案柜里，至今还放着一本1959年再版样书，扉页有萧华铅笔迹：“此非我作，倘重印，宜更正。”旁边另有黄镇批注：“画成仓卒，错讹甚多，勿删，亦勿改。”两位将军用各自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尊重和接力。

《长征画集》面世六十年后，关于它的讨论仍在继续。画史研究者评价它“兼具战地速写的真实性与木刻漫画的生动性”，军事史学者更看重作战细节的佐证价值。读者层面则多了份亲切：没有华丽技法，没有宏大叙事，只是一个画者在枪炮声里把所见所感匆匆按下。简练、直接、粗粝，恰好与那段岁月的节奏一致。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黄镇与《西行漫画》的渊源，或许就是：长征路上，他抢下一只皮包，把几百张画作塞进去；二十多年后，书页辗转被翻开，又把失落的署名归还给画者本人。误会、寻找、认领，层层递进，像一次不见硝烟的接力。人物早已故去，纸页仍旧泛黄，但在不同的印刷年份里，每一次翻页，董振堂那张半身像都会再次挺立，和画者一起向读者无声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