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的文化心理根基及其现代张力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何以经世：儒家治道及其现代意义》

方朝晖 著

商务印书馆

面对百余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如何理解自身文明的政治智慧，是当代中国思想界关注的时代课题。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的新著《何以经世：儒家治道及其现代意义》正是对这一议题的思考与回应。本书并非按人物或系年展开的政治思想史著述，而是一部具有强烈方法论自觉的理论专著。其核心尝试在于钩沉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揭示儒家“治道”长盛不衰的根源及其现代转化的基石。

全书始于对牟宗三先生“政道”与“治道”之辨的反思。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只重“治道”（治理技术）而忽视“政道”（政体构建），这一论断影响深远。然而，方著敏锐地指出，这种思维背后潜藏着“政体决定论”的误区——误以为只要移植一套理想政体，治理难题便可迎刃而解。这陷入了哈耶克所批判的“理性建构论”。实际上，东西方一些政体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生自发的，政体好比骨骼，决定机体运作的却是血肉——即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由此，方著完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转换：中国自身的文化土壤中，何种“治道”被证明是有效的，其内在逻辑何在。

为了建立新的解释框架，作者引入了文化心理学这一核心工具。他认为，在文明的表层制度背后，存在着一种如“河床底部岩石”般稳定的“集体无意识”。它内化于语言习俗，规定着共同体的思维与情感。作者将其中最稳固的成分提炼为三大“文化预设”：其一，此世取向。与追求“彼岸救赎”或“轮回解脱”的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将感官所及的现世视为唯一且终极的真实。这一预设决定了中国思想注重“务为治者”，致力于在此世内部寻求秩序与安顿；其二，关系本位。与西方原子式的自主“个人”不同，中国人是在亲疏远近的关系网络中定义自我、寻求安全感的。个体的意义嵌入在与他人、家庭乃至天地的相互依赖中，人伦秩序的和谐因此成为衡量社会治乱的根本标准；其三，团体主义。作为关系本位的延伸，个人倾向于在更大的集体（家族、国家）中寻求身份认同和庇护。这种心理需求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对“大一统”政治格局持久向往的深层动因。作者认为，儒家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正在于它最深刻地体察并回应了这三大预设，提出了一套契合中国文化心理的社会整合方案。

通过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型”方法，作者为儒家治道建构了一个四层结构模型：自上而下依次为最高预设、基本原理（天下、文明、大同）、基本原则（德治、贤能、礼法、风化等）和具体措施。这套体系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有效的治理权威从来不是纯粹的强制力，而是触动人心的“软实力”——以德性、礼俗为载体的心理整合力量。

书中对“德治”的重新阐释尤为精彩。作者反驳了将“德”比附为“马那”（mana）或神秘力量的流行观点，认为这忽略了其理性内核。通过梳理早期文献，作者提出，“德”的本质是一种真心关心、帮助他人的行为所引发的心理感应，其关键在于行为背后的“发心”是否真诚，以及这种真诚能否被受惠者感知，从而产生“心悦诚服”的感激。

如果说“德治”关乎内在品性，那么“礼治”则是构建外在秩序的核心，长期以来，礼治常被视为现代法治的对立面。方著则将其重新定位为一种适合中国土壤的“软制度”。在传统社会，脱离具体人情、试图“一刀切”的抽象规则往往遭遇抗拒或变通。正是在此意义上，“礼”显示出独特的智慧：它承认并尊重人际关系的差异（“分”），又要求在差异中表达敬意（“敬”）。礼“缘人情而制”，诉诸内心耻感，因而比冷冰冰的律条更具约束力。

方著将儒家政治智慧从道德理想主义话语中解放出来，还原为一套植根于特定文化土壤、以“人心”为枢纽的治理技艺。这一阐释极具解释力，同时呈现了其内在张力：方著的论证建立在三大文化预设具有“长时段”稳定性的判断之上。但当我们直面现代社会，一个关键的问题浮现出来：高度依赖人心与德性的“软制度”如何在现代社会找到制度化载体？笔者认为，现代社会不再是单一文化逻辑主导的同质化场域，而是至少由三种逻辑构成的复合体：其一是以功利计算和契约交换为核心的市场逻辑，它持续侵蚀着基于人情的“关系本位”；其二是以普遍权利和程序正义为基石的现代国家逻辑，它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团体主义”及“礼治”的差序原则；其三才是以血缘、情感和身份认同为基础的社群逻辑，这也是方著所揭示的传统主导逻辑。

因此，在探讨儒家“治道”的“现代意义”时，核心议程在于协调这三种不可通约的逻辑，从而构建一种“软硬互补”的良性机制：一方面，“硬约束”须为“软制度”划定底线。现代法治的刚性，要为礼俗的运作提供权利保障框架。当家族惩戒、行业排挤或网络集体声讨侵犯个体基本权利时，司法体系必须介入，成为个体权利的最后守护者；另一方面，“软制度”能为法律注入温度与智慧。现代法律条文难以穷尽复杂的生活情境，此时，植根于社会生活、蕴含伦理情谊的“礼俗”资源便能发挥作用。在大量民事纠纷中，社区调解、行业惯例等方式，往往比司法程序更能修复社会关系。这种软硬结合的治理难题，绝非中国独有。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对“权利优先于善”的批判，以及法律社会学对“活法”的研究，都揭示了“硬制度”必须植根于“软制度”所代表的社会共识之中。从这个角度看，方著为全球性的治理对话提供了极具分量的“中国经验”。

总而言之，《何以经世》是一部充满理论勇气的力作。方朝晖教授以“文化心理结构”为支点，撬动了覆盖在儒家政治思想研究上的“制度决定论”坚冰。其最大贡献或许不在于提供了最终答案，而是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并示范了一种极具前景的研究范式：超越对传统“有无”现代元素的简单比附，深入文明的深层结构，探寻植根于自身文化土壤的现代性之路。

（作者：楼庭坚，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