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弘去的“隆中”是西晋地名还是后世命名，在汉中还是在南阳

东晋人王隐在《蜀记》说“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据此有人认为刘弘去的“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其“核心理由”是李兴《祭诸丞相文》中的“昔尔之隐，卜惟此宅”。实话讲，断鹰攀崖真的希望这个“隆中”是躬耕地，因为它位于“沔之阳”，也就是汉江以北，直接否定了今天的“古隆中”。但问题是，这个“隐”是隐居吗？隐居是“躬耕”吗？诸葛亮是“躬耕于南阳”还是“隐居于隆中”，依据《出师表》和《三国志》，诸葛亮是“躬耕于南阳”，而不是“隐居于隆中”，两者是不同的概念。

其次避讳汉殇帝刘隆，东汉末年无“隆中”，可见“隐居于隆中”纯属无稽之谈。但我们不要忘记了，刘弘祭拜诸葛亮的时间是永兴二年（305年），已无需避讳汉殇帝，所以我们要承认西晋有“隆中”地名的合理性。

一、汉中说

那么我们应该解读这个“隆中”呢？不妨跳出“隐=隐居”“隐居=躬耕”的怪圈试一试。其实《祭诸葛丞相文》提到的“八阵（图）”“木牛（流马）”是关键，这些都是诸葛亮北伐曹魏时历史见证，那么“汉中说”就有了可能性，那么它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请大家注意“天子命我”这句话，作为官方祭祀，刘弘不去武侯祠、不去武侯墓祭拜诸葛亮似乎是说不通的。景耀三年（263年）蜀汉灭亡前夕，刘禅迫于大臣压力，在定军山为诸葛亮立庙，是为“武侯祠”开始，当时诸葛亮已逝世29年。可想而知，蜀汉不肯为诸葛亮立庙，那么曹魏控制下的襄阳、南阳岂能有官方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曹魏没有，西晋也不可能有，懂得都懂。

看来“汉中说”可能性很大。下面让我们追寻刘弘的足迹，在汉中一带祭拜一下千古名相诸葛亮。永兴二年（305年）刘弘受晋惠帝命令，来到汉中，登上“隆起”的定军山，耳边传来诸葛亮当年北伐曹魏的战鼓声……老将军落泪了，远望东北方向的故乡阳都（今山东沂南）、躬耕地南阳，而后来到山下，观看诸葛亮留下的木牛流马等“遗址”，最后来到武侯祠祭拜诸葛亮。这样的解释应该很符合历史的，何为《蜀记》？就是记录蜀地的风土人情和大事，汉中属于属地管辖，而南阳、襄阳都不符合。这样解释的话，“隐”该如何理解呢？我们知道曹魏黄初七年（226年）曹丕去世，同年诸葛亮屯兵汉中，直到第二年才上《出师表》北伐曹魏，那么这里的“隐”有韬光养晦、按兵不动、寻找战机的意思，而“宅”指诸葛亮在汉中的大本营。

我们知道，从永安元年（304年）开始，晋惠帝被八王捏来捏去，一会被挟持到长安，一会又被迫返回洛阳，那么刘弘到汉中祭拜诸葛亮就有重大意义。晋惠帝希望刘弘像诸葛亮一样，北伐八王解救自己，恢复晋室，这显然和“天子命我”的背景是一致的。

二、南阳说

当然也有人说刘弘坐镇荆州，面对北方战乱，他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去汉中祭拜诸葛亮，这样应该也有道理。有人说“隆山”不是泛指，而不是特指，注意到《水经注》记载了“隆山”在湖阳县（今河南省唐河县），我们试着还原一下当年的场景。

永兴二年（305年）十月颍川太守刘舆谋反，晋惠帝司马衷派镇南将军刘弘、彭城王司马释等人去许昌围剿刘舆。平定叛乱后，刘弘来到平氏（今河南省桐柏县平氏镇）支援刘乔，而后登湖阳县隆山（今河南省唐河县湖阳镇廖山），远望南阳“隆中”诸葛故宅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而后来到草庐“故墟”祭拜诸葛亮。由于平氏、湖阳属义阳郡管辖，王隐只能用“沔之阳”这样跨区划的模糊范围完整记录这次祭拜过程，应该说这种解释还是于=有一定道理的。

三、附会说

有人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昏庸无能，大权旁落，八王之乱时更是成为傀儡，政令不出皇宫，“天子命我”实际是“八王命我”，但王隐作为晋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污蔑晋惠帝，除非他不要命了。

于是就有人出来“调和”，说“天子命我”甚至刘弘祭拜诸葛亮这件事是王隐附会的，但《晋书》记载“（李）兴之在（刘）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可见王隐整体附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擅自加上“天子命我”还是有可能的。

我们注意到《祭诸葛丞相文》只记载“隆山”，而没有记载“隆中”，那么是不是王隐命名了诸葛亮“故宅”，而后这个“隆中”被稍晚的习凿齿以“号曰隆中”的形式搬到“襄阳城西二十里”呢？我看有可能，“号曰”漏出了破绽。那么王隐为什么要命名“隆中”呢？联想到衣冠南渡，那么“隆中”或许是王隐对诸葛亮“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精神地名化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