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曾为国民党工作，1950年章士钊为其向毛主席求职，结果如何？

1964年3月的一天，北京乍暖还寒。章含之陪毛主席散步，谈到英语发音。毛主席忽然问：“你父亲这一生，你究竟了解多少？”简单一句，把章含之问住了。她只好含糊地答：“他是旧知识分子中的爱国民主人士。”毛主席却摇头：“行老可不止这么一句概括。”这段小插曲，为理解章士钊与毛主席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深厚情谊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入口，也让人想起十四年前那封颇具分量的求职信。

时间倒回到1950年5月。新中国的政务百废待举，而各种人事安置又错综复杂。就在此时，毛主席收到章士钊自上海寄来的信，信中只推荐一人——李傥。这位湘潭籍高才生，曾在德意志深造，回国后却在国民政府中辗转任职二十余载。论资历，李傥足够；论立场，昔日国民党高官的身份显得尴尬。章士钊在信里特意附上李傥的长篇检讨，希望毛主席能给老朋友一次重新出发的机会。

毛主席并非第一次见到李傥的名字。1920年冬，杨昌济在北京病逝，毛主席与章士钊、李傥等二十九人共同发起募捐，目的是为杨家遗属筹措生活费。那时三人虽属不同阵营，却都把“湘人相助”当作分内事。此后二十多年烽火连绵，各入其道，聚少离多。李傥在南京政坛浮沉，章士钊于上海主编报刊、周旋各派，而毛主席转战南北，目标愈发清晰。

章士钊之所以敢在1950年开口，底气来源于毛主席早年的一句玩笑：“行老是雪中送炭的朋友。”1920年，毛主席赴沪筹款无门，正是章士钊发动社会名流凑出两万元银元，才让赴法勤工俭学计划得以延续。雪中送炭四字，毛主席念了整整半生。也正因如此，章士钊写信推荐李傥，并不显得逾矩。

求职信到中南海后，毛主席当即批示：“请周酌办。”简单五个字，却等于盖章通过。紧接着，他在李傥来信上补了一段亲笔：“自谓已老，无儿可依，精力尚存，愿赎前愆，盼给以一职。”这种措辞既肯定了李傥的忏悔，又替他在行政流程上扫除了障碍。不久，周总理批复同意，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多了一位年近花甲的参事。

让人意外的是，章士钊并没有第一时间告知李傥结果，而是先把毛主席批件影印留档。他对身边人说：“这是主席给李君的再生证，也是共产党对旧友的信任凭据。”话语虽轻，却透出一种老派知识分子的严谨。

李傥接到录用函后，恰逢长沙入夏。看着信纸，他给章士钊回电：“感君高义，余当勉力。”字不多，却流露出松一口气的味道。年过六旬再上岗，说是重用，不如说是一次政治考验。彼时的参事室承担调研、咨询职能，人少事杂，需要下基层跑数据，也要撰写政策建议。李傥自知过去履历复杂，做事格外上心。1951年，他提出关于整顿中南区通关税则的备忘录，被周总理批示：“可采。”随后，该建议被写入关税司草案。对李傥而言，这份肯定比官职更珍贵。

有意思的是，章士钊对这桩“人事成功率百分百”的举荐并未自我标榜，他反而写信给毛主席：“李君若履新不力，请随时斧正，绝不因私人情面贻误公事。”毛主席只回了六个字：“放心，他行得。”简短到近乎口语，却把信任与要求都表达清楚。

1953年，李傥在武汉遇到来调研的章含之。两位同乡隔着时代差距，寒暄间谈及毛主席还债一事。李傥感叹：“主席此举，实属难得。”说话时他并不知道，毛主席每年正月初二都让秘书亲自送两千元到章家，理由冠冕堂皇——“还旧债”。对外人而言，那是一段佳话；对章士钊而言，却是一份含蓄的生活补贴。直到1973年，他临终住院，还反复嘱咐女儿：“千万莫把主席的心意当真债务，存留即可，日后或许还有人比我更需要。”

1964年那次散步后，毛主席又对章含之补了一句：“评价一个人，要看大处，也要看细处。”这句话在当时似乎是提醒晚辈，其实是对行老、对李傥、对所有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写照。只要真心改过、愿为新中国出力，背景并非不可逾越的鸿沟。

1972年，毛主席让秘书继续支付章士钊“利息”，额度保持两千。旁人好奇，他淡淡一句：“行老囊中常空，却爱替人解围，这笔钱不算多，却能让他省点心。”不难看出，毛主席对章士钊的情谊早已超出普通交往范畴。

1973年7月1日凌晨，章士钊病逝于北京医院。讣告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沉默良久，亲笔在花圈挽词写下八个字：半世风雨，一诺千金。外界只把这八字当作对老友的追怀，却忽视了另一个层面——它也概括了李傥那封求职信的来龙去脉：因信义得以转身，以担当完成赎罪。章士钊的举荐、毛主席的批示、李傥的勤勉，三条个人轨迹恰在1950年交汇，折射出建国初期“任人唯贤兼收并蓄”的政治气度。

故事至此，并无戏剧性的尾声。李傥后来在参事岗位上干到退休，低调归乡；章士钊留下大量手稿与杂著，成为研究近代法学与报业史的重要资料；毛主席继续把稿费变成一笔笔“欠款”，直到行老再也无法亲手签收。历史的笔触就此停下，但那封求职信带出的宽广胸怀，却在档案室里安静存放，成为衡量政策温度的一段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