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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寒门学子”到“大学之父”:光环下的裂缝
1977年,19岁的徐同文背着一床补丁棉被走进聊城师范学院报到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连饭票都要省着花的农家子弟,日后会把三所高校的公章、土地、招生指标、工程拨款统统装进自己的口袋。
从助教到副处长,再到院长、党委书记,他一路“小步快跑”。组织部门对他的早期评价是“能吃苦、会写材料、敢打硬仗”。可熟悉他的人回忆,徐同文第一次露出“不认生”的贪婪,是在1998年——那年他刚被提拔为临沂师范学院副院长,便把学校第一笔200万元基建预付款“借”给了自己表弟的建材公司,合同没备案,发票后补。面对审计追问,他轻描淡写:“先干活后补票,这是改革效率。”一句话把责任推给“改革”,也第一次把“大学”与“贪”字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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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沂大学新校区:一场“围猎”与“被围猎”的狂欢
2003年,临沂大学新校区征用沂河岸边的3200亩滩涂地。徐同文时任筹建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手握选址、设计、总包、分包四大权力。
案例1:“200万买一张总包门票”
山东某建工集团项目经理老魏回忆:
“徐书记开口很直接——‘想干总包,先拿200万喝茶。’我怕出事,先给了50万试探。他当场把档案袋推回来:‘50万只够分包,想总包再补150万,否则换别人。’”
老魏咬牙补齐150万,如愿拿到6亿元学生公寓总包。后来纪检机关查实,该笔贿款被徐同文以“女儿留学保证金”名义汇入加拿大账户。
案例2:“半价别墅”里的交易
新校区教工生活区配套319套别墅,徐同文亲自拍板“定向开发”。他先以每套80万元的“成本价”给自己和情妇各留一套,再让开发商把市场售价抬到160万元,差价部分由开发商“自愿捐赠”给学校基金会——基金会法人代表正是徐同文的外甥。
判决书显示:2004—2007年间,徐同文通过“差价+捐赠”模式共套取公款423.49万元,其中一套临河别墅被他装修成“酒窖+健身房+阳光房”的享乐窝,调查人员查扣时,光茅台酒就起出89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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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齐鲁工业大学:把党委常委会开成“一言堂”
2011年,徐同文调任齐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上任第一次常委会,他就把组织部长提报的8名处级干部任免名单摔在桌上:“我画圈的留下,没画圈的缓议。”有人刚想解释,他抬手打断:“谁有不同意见?我现在就撤了他。”
案例3:“10%干股”换来的院士站
2013年,学校筹备“山东省生物基材料院士工作站”。徐同文与济南商人李某约定:李某负责跑经费、买设备,徐同文以内部分红形式拿10%干股。为规避审查,他让李某先垫付5万元“象征出资”,再把公司31万元注册资金全部打到自己司机账户,由司机代持股份。
当年年底,省财政下拨的3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到账第三天,徐同文便指使财务以“苗木款”名义转走100万元,其中60万元用于归还个人房贷,40万元给情妇买车。办案人员感叹:“科研经费成了他的私人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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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生、用人、职称:三张“发财门票”
外界以为高校书记“权小钱少”,徐同文却把“小微权力”做成“大生意”。
——招生。2007—2014年,他通过“打招呼”方式违规录取67名考生,每生收取“赞助费”5—20万元不等,最多一年高考前夜就收现金180万元。
——进人。学校后勤系统曾一次性招26名“人事代理”职工,实际只有3人上班,其余23人工资卡全部掌握在徐同文妻子手里,四年累计套取工资福利109万元。
——职称。他把评委名单提前透露给中介公司,公司按“包过”级别收费:副高8万、正高15万。徐同文与中介三七分成,光2013年寒假就“分红”72万元。
五、家风败坏:堂弟、妻妹、司机都成了“白手套”
徐同文常挂在嘴边的“金句”是:“一人当官,全家发财,这才叫成功。”
他落马后,纪检机关绘制出一张“家族腐败树”:
- 堂弟徐某某:以“招生顾问”名义收取8名家长贿赂96万元;
- 妻妹李某某:注册空壳公司,垄断学校教材、军训服供应,三年净赚260万元;
- 司机于某:用老板送的银行卡代购济南、青岛两套房产,市值430万元,全部登记在徐同文女儿名下。
2014年4月28日,山东省纪委对其立案时,徐家已形成一个“以学吃学、以房吃房、以项目吃项目”的封闭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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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落马前夜:仍收三笔贿赂
调查人员调取徐同文最后一周通话记录,发现其手机号码平均每天与18名建筑老板、4名招生中介、2名情妇联系。被带走的当天上午,他还在办公室收下一辆某私企老板赠送的2.4L排量新轿车,钥匙刚装进抽屉,纪委干部就推门而入。
“十八大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成为判决书中量刑最重的情节之一。
七、法庭宣判:13年刑期背后的“政治算账”
2015年9月,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并罚,判处徐同文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违纪违法所得423.49万元及孳息全部上缴国库。
宣判电视里,他头发花白、声音沙哑,最后陈述只有一句话:“我把大学当成了自家自留地,把权力当成了点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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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余味:象牙塔里的“两面人”画像
徐同文不是第一个落马的“大学之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他能在主席台上大谈“立德树人”,转身就把科研经费当私房钱;
他能在民主生活会上痛斥“拜金主义”,散会就让老板把贿款送到别墅;
他能把“内涵发展”写进学校“十二五”规划,却用基建项目把校园变成“工地森林”。
贪婪与狂妄,像一对孪生兄弟,沿着权力的藤蔓攀上象牙塔尖;而监督缺位、制衡失灵,则为藤蔓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当大学书记把学校当成“家族公司”,当“教授治校”异化为“老板治校”,我们不得不反思:
——如何给高校“关键少数”戴上更紧的“制度紧箍”?
——如何让科研经费、基建拨款、招生指标不再是“唐僧肉”?
——如何让“象牙塔”真正回归“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围猎名利场”?
徐同文已锒铛入狱,但问题留给后来者。
反腐没有休止符,大学亦不是法外飞地。唯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监督的探灯照进每一个角落,才能让“大学之父”这样的黑色传奇不再重演,才能让“大师之谓”的校园重新风清气正、书声琅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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