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最硬的导演：被判6年，软禁20年

被捕入狱15年后，

他偷偷拍出了大满贯。

因为一部电影，被判刑6年；

因为一个理想，被软禁20年。

这到底值得吗？

前段时间，电影《普通事故》在戛纳摘下最高荣誉金棕榈。

他也因此成为亚洲首位，荣获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大满贯的导演。

▲ 《普通事故》剧照

可没过多久，他就被一纸“反国家宣传”判令限制自由。

因为一部电影被判刑，他大概是电影史上第一人。

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判刑。

可令人惊讶的是，数次入狱的经历非但没能抹去他的光芒，反而让他的光芒愈发灿烂。

他就是伊朗电影斗士——贾法·帕纳西。

▲ 贾法·帕纳西

01

50岁那年的灭顶之灾

2010年3月，正在片场筹拍关于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电影之时，50岁的帕纳西遭遇了一场几近灭顶之灾。

因“反体制宣传罪”，他被判处六年徒刑，并被禁止在接下来的20年里导演电影、撰写剧本、接受采访乃至旅行。

那一瞬间，帕纳西的天塌了。

因为，他的眼里，除了电影，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被困在公寓后，他很沮丧，经常会走到窗前看着远方，盘算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

有时候，他也会想到他的前半生。

那是在1960年的伊朗米亚内镇，他出生于一个阿塞拜疆工人家庭，家中有四个姐妹和两个兄弟。

当时的伊朗，民族众多，语言复杂，而帕纳西家就是众多少数民族中的其中一个，家庭条件不算好。

生活中，他深受社会不平制度的摧残，见识了诸多无声的挣扎与破碎，迫切地想要做些什么，可身为孩子的他对一切都无能为力。

大学时，他努力地抓住每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经常是不知疲倦地从一个拍摄组跑到另一个拍摄组，试图学到更多，向老师证明自己。

毕业后，他参加两伊战争，做了两年的军队摄影师，开始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战后，他又随从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潜心磨练技艺，拍摄了多部短片和纪录片。

在这样的努力和沉淀下，35岁那年，帕纳西终于有了独立导演电影的机会。

阿巴斯专门为他写了一个关于童真、童心的剧本《白气球》，鼓励他去追梦。

故事讲的是一个工人小男孩帮助中产家庭小女孩，取出掉落在水沟里钞票的小故事，平实又平常。

可帕纳西的镜头，却让人感受到了那种细微却又久久无法平静的心灵撞击。

该片一经放映，便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以及东京电影节金奖。

帕纳西因此一战成名。

而当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势头强劲的自己，会在15年后被禁拍。

02

电影带来的不只是荣誉，还有监禁

戛纳获奖以后，帕纳西乘胜追击。

1997年，他自编自导了一部主角依旧是孩子的影片《谁能带我回家》。

但与上部不同的是，他开始尝试用小主角的眼睛去看这座城市，让大人们看到孩子们眼中的纯洁世界，反思这世界的不文明之处。

但在拍摄后半部分时，主角小演员闹了情绪，并不愿意配合拍摄，帕纳西也就记录下来了她回家的真实过程。

这一刻，虚幻与现实的界限便也模糊了。

此影片运用的独特表现方式，也使得帕纳西开始探索自己的电影风格。

他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要拍出什么样的电影，要怎样成为真正的贾法·帕纳西。

突然，他想起了幼年时无助却又想要做点什么的帕纳西，看到了在生活中挣扎的自己和家人。

他打算继续现实主义，多去拍一些世人看不到的画面。

2000年，帕纳西的第三部作品《生命的圆圈》横空出世。

这部电影以近乎纪实的手法，串联起7位德黑兰女性的一天。

有一位孕妇被医院拒之门外，有一位女孩因“道德问题”被拘捕，还有一位女性因没有男性陪同而寸步难行......

电影讲的不是一个完整故事，而是将医院产房的小窗、监狱的铁栏、街头川流不息的男性人群等画面拼接起来，以此来烘托女性的痛苦和压抑。

这也是伊朗女性的普遍困境：

没有男性陪同，女性不能出远门，没有男性同意，女性不能支配自己的身体，否则就会遭到羁押；而当她们无法谋生时，就会被迫走上歧路，沦为阶下囚。

此电影最终凭借这一精巧制作，夺得第5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

随后，受到鼓舞的帕纳西持续用影像记录社会，可危险也随之到来。

03

行至水穷处，亦有云卷云舒

2003年，帕纳西在《深红的金子》中，将焦点从女性转向更广泛的社会不公，通过一个普通退伍士兵为生计所迫走向绝境的故事，揭示了伊朗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

2006年帕纳西在《越位》中，讲述了几位女孩女扮男装，试图混进体育场观看一场被禁止的女性足球赛的故事。

整部电影轻松诙谐，但极具讽刺，直接控诉了伊朗宗教与社会制度中的性别隔离政策。

最后，《越位》也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银熊奖。

随着这一部接一部的影片荣获大奖，帕纳西开始名声大噪。

但因为作品总在揭露社会黑暗面，他与国内官方的紧张日益紧张起来，最终在2009年总统大选后达到了顶点。

2010年的一天，帕纳西在被软禁的公寓里，回想完自己前半生后，他突然看到了窗外美丽的云彩。

那一刻的美景震撼了他，他立刻拿起自己的相机拍摄。

看到相机里云彩的那瞬间，帕纳西突然开悟：

“这不是他们可以从我这里夺走的东西，我仍然可以拍摄。

我没有我的摄像机，我没有我的剧组。

他们可以夺走我技艺的一些物质方面。

但如果我有内容，如果我有议题，如果我对我要说什么有信心，我仍然可以继续制作电影。”

于是，他开始拿着自己的手机在客厅拍摄自己的监禁日常，自己的宠物鬣蜥，以及自己的创作思路，并将这部作品起名为《这不是电影》。

接着，他将这部影片放进USB中，由友人偷偷带到戛纳。

很快，这部电影获奖，也使得观众明白了电影创作不仅仅要讲故事，也可以表达自我、抵抗现实。

2013年创作《闭幕》时，帕纳西搬到了自己的别墅。

他以自己为主角，扮演一位匿名编剧为躲避政府的监视和审查的日常，向观众展示了电影的制作过程，和艺术家在监视下的生存状态。

这部影片完成后在柏林首映，获得了最佳剧本奖，进一步激励了他的创作热情。

及至2015年，帕纳西将这种监禁下的艺术创作发挥到极致。

04

偷拍的电影，照样拿奖

那年，他亲自驾驶一辆出租车，穿梭于德黑兰的大街小巷，用安装在车内的隐藏摄像头进行拍摄。

画面中是形形色色的乘客，有贩卖盗版碟的男子、有捧着鱼缸前往圣地的老妇、有伶牙俐齿的侄女、还有因人权辩护而被吊销执照的女律师......

画面中摇晃的手持镜头、透过车窗掠过的街景、乘客未经雕琢的表演，将伊朗社会的百态、民众的焦虑与希望全都展现了出来，让人有点分不清这到底是剧情片还是纪录片。

更为奇特的是，帕纳西让整个画面中的人物直接“看向”镜头外的观众，让观众与电影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这一巧思，也为他赢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这之后，他又离开德黑兰，去人口稀少的偏远乡村和边境地带进行更加隐秘的拍摄。

2018年，帕纳西《三张面孔》制作完成。

他首次在一部几十分钟的电影中埋藏了3条叙事线：他自己去乡间寻访疑似要自杀的年轻女演员、女演员承受的压力、一位当地女孩的城市梦。

2022年，他的《无熊之境》再次将虚实结合，平行讲述了两个故事：

一是导演团队在土耳其一侧，拍摄一对恋人试图用假护照逃离的故事；

二是导演本人在伊朗村庄里，因无意中拍摄了一张可能“不祥”的照片而卷入当地村民的古老纠纷。

两者共同构筑了一个关于恐惧、流放与创作责任的复杂寓言，让观众置身其中，但却分不清哪里是故事，哪里是帕纳西的自身处境，十分烧脑。

而就在大家还在电影中帕纳西的处境焦灼时，现实中的帕纳西也有了新的困境。

05

“从没有人能够定义我们”

2022年，帕纳西因声援其他被捕电影人而再次入狱，被判监禁6个月。

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与压力下，伊朗最高法院在2022年重新审理了他12年前的案件，最终，他的“反体制宣传罪”和旅行禁令都被正式撤销和解除。

可谓因祸得福。

帕纳西终于迎来了新生，再次回到正常的电影拍摄轨道上来。

2025年5月，他的《普通事故》终于在戛纳上映，并且一举夺得最高奖项金棕榈奖。

这部取材于他入狱期间的所见所闻，再次冲击了伊朗当局的统治。

故事的开始是一位名叫埃格巴尔的男子在夜晚驾车撞死了一条狗。

随后在求助时，被修车工瓦希德发觉到他好似是当年在狱中残暴对待他们的审讯官，为了确认身份，瓦希德找来了其他受害者。

最终5人因善良放了施暴者，但多日后的一个下午，那熟悉的脚步声再次响起......

前来观影的众人，无不被电影中的这种集体伤痛感染而落泪。

获奖现场，帕纳西将奖项献给“所有被非自愿驱逐出伊朗的艺术家”，并高声呼吁：

“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让我们继续怀抱希望。”

这何尝不是一种以艺术为武器，在绝境中为同胞、为后来者点亮希望的壮举。

即使他后来又再次被捕，再次面临未知的结局，但所有的影迷都相信，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他依然会拿起摄像机，继续拍摄下去，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就像参加采访时，他说得那样：

“如果电影对你来说真的是神圣的……那么任何政权，任何审查制度，任何专制系统都无法阻止你。”

是啊，他用自己的整个拍摄生涯，为这句话写下了最悲怆也最辉煌的注脚。

他的抗争，始于个体苦难，却能够升华为对普遍困境的勇敢代言。

他的光芒，源于内心深处，却足以刺破任何厚重的黑暗。

这便是艺术最本真、最不可征服的力量：

它让无声者被听见，也能在每一颗被触动的心里，种下永不屈服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