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淮安领导面见周恩来，提出家乡有困难，周：来找我开后门吗

1956年冬夜，北京下着小雪。周恩来坐在西花厅灯下，一封来自淮安的电报被他反复摩挲。电报里只有短短几句：婶母周八太病重，盼速回。但总理没有时间回乡，他只能迅速批示善后。也是在那封回信里，他第一次提到一个名字——王汝祥。

两年后，也就是1958年7月上旬，王汝祥踏上北上的列车。列车过宿迁、徐州，一路汽笛悠长。他受淮安县委嘱托，要向中央申请几百吨钢材，解决地方小型铸造厂的“燃眉之急”。同行干部有点忐忑：“咱们是去见总理，还是去拜老乡？”一句话点破了气氛的微妙。

抵京第二天，总理机要秘书孙岳到车站接站，把王汝祥安置在国务院招待所六号楼。房间陈设简单：一张硬板床、两把竹椅、一方写字台。王汝祥暗自琢磨：这同县里机关的接待标准也差不多。

周恩来那时正在天津调研钢铁战线，王汝祥只能在北京“晾”着。等人期间，接待人员安排他参观了科技成果展。王汝祥见到15米长的国产车床，想到自己县里连一台合格的砂轮机都凑不齐，不由得心里发急。

二十三天后，总理回京。西花厅门口，老石狮子被雨水冲得锃亮。王汝祥进去的时候，正值傍晚。灯光下，周恩来从厚厚的文件堆里抬头：“王县长，让你久等了。”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推辞的公事腔。

简短寒暄之后，周恩来转入主题：“家乡怎样？”王汝祥先汇报粮食、棉花、手工业，又谈到城区危房，末了才提炼钢材一事。话音刚落，周恩来轻轻放下茶杯，声音压低：“你是来替淮安办事，还是来找我开后门？”

这一句，如针扎掌心。王汝祥脸一下涨红。他想起县委书记临行前的叮嘱：“能争到最好，争不到也别丢人。”但总理直接点破，让人无处躲闪。

饭点到了。西花厅厨房端来四个菜：素炒菠菜、油焖茄子、肉末雪里红和萝卜豆腐汤。没有白酒，也没有香烟。周恩来夹了一筷子茄子，说：“国务院有接待标准，我不能例外。”

席间，他忽然提到儿时在文渠划船的往事，略带自嘲：“那会儿被大人抓到，少不得挨板子。”王汝祥陪着笑，心却七上八下。他瞄见窗外的梧桐叶，想：钢材的事怕是悬了。

吃罢饭，谈话又持续一小时。周恩来突然站起身：“今天到这儿吧，改日再谈。”措辞平静，意味却深。

三天后，周恩来让秘书再把王汝祥叫来。王汝祥心里没底，仍按前天的线路走进西花厅。周恩来手里拿着一个铁盒，正是淮安特产茶馓。

“老王，老乡之间不可兴贿赂。”周恩来把铁盒推回，“整整一大盒，我可吃不完。”

王汝祥急忙解释：“这只是点心意。”周恩来摆摆手，话锋陡转：“不过，我也不能让你空手回去。”说着，他递过一封加急函，“交给省委江渭清同志。技术设备难以一下子解决，但省里可以先帮你们把炼钢用焦炭、耐火砖调剂一批。别动不动就想到北京来。”

信封贴着红色封条，王汝祥双手接过，喉咙发紧。他明白，这已是最实际的帮助。

从西花厅出来，夜风袭人。王汝祥回头，只见窗内灯光明亮，周恩来正伏案批阅电报。那背影与地方干部的渴望，隔着一条长长的中南海围墙，却没有谁越线。

王汝祥回到招待所，连夜给县委写汇报稿。第一句便是：中央原则同意省里先期调剂物资，注意程序，勿走特殊渠道。

9月底，首批耐火砖抵达淮安火车站，小炉子终于能点火炼出第一批生铁。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只在文件夹角上勾了一笔。隔着千里，他对秘书说：“地方能自力更生就好，我也轻松。”

可他终究没能回那条文渠。多年后，淮安干部偶尔提起这段往事，总会补一句：“总理那时讲的，不是情面，而是规矩。”

再无多余的情绪，也无需抒怀。历史就留在那个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