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幅标着“明代仇英”的字画出现在拍卖会上,引发的却不是艺术史上的讨论,而是一种熟得不能再熟的荒诞感:它据称曾被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如今却站在聚光灯下,等着一锤定音,等着被重新定价。有人解释得很轻松,说当年鉴定为伪作,后来依法处置了,时间久远,档案不全,也情有可原。可问题恰恰在于,仇英这个名字,从来就不是可以被一句“伪作”随手带过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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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是谁?明代四大画家之一,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列,却偏偏不是文人出身,而是从工匠身份一步步画进顶级艺术史的人。他画人物、画宫廷、画青绿山水,线条细密到近乎苛刻,设色富丽却不浮夸,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贵得很老实”的画家。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了中国美术史上被临摹、被仿造、被冒名最多的画家之一,真伪问题复杂到连行家都要反复掂量。所以,在一个正常的文博体系里,凡是涉及仇英的作品,本该是最谨慎、最留痕、最不敢草率处理的一类对象。
仇英真迹.《上林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于是问题就变得刺眼起来了:如果它真是伪作,谁鉴定的,什么时候鉴定的,用的什么标准,有没有书面结论,有没有集体讨论,有没有依法履行退出馆藏的程序?这些不是刁难,这是博物馆存在的最低职业要求。因为哪怕是“伪仇英”,也可能是清代、民国的重要仿本,本身就是研究价值极高的实物,而不是一句“当年处理掉了”就可以从公共记忆里抹掉的东西。
更让人不安的,其实不是这幅画现在值多少钱,而是它走过的那段路。它曾以捐赠的名义进入博物馆体系,成为公共财产的一部分,然后在某个时间节点悄然消失,几十年后又以商品身份重新出现,身份比从前更体面,价格比从前更惊人,而中间那段最关键的流转过程,却模糊、空白、无人负责。如果这条路可以这样走通,那么公众自然要问一句不好听的:博物馆究竟是在替社会保管文明,还是在替文明“暂存”一些日后可以解释不清的东西?
汉宫春晓,卷,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这不是第一次了。从特殊时期被砸毁、被焚烧、被“处理”的文物,到后来被追认、被修复、被追悔,再到今天这种“当年伪作、如今真金白银”的反转戏码,逻辑一脉相承:当制度不要求你留下清晰记录,当责任可以被时间稀释,当一句话就能完成定性,国宝也好,名作也罢,最终都只剩下一个标签,随时可以被撕下来换一个。
仇英的画值不值那一锤,其实已经不重要了。真正该被敲响的,是那句始终没人正面回答的问题:一件曾经进入国家博物馆体系的作品,到底是如何、又是凭什么,离开了它本该待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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