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酒店洗澡时脚下一滑，手上带的镯子被碰断了，大妈要酒店赔。

邓大妈今年五十七，这天跟着女儿和几个朋友出门游玩，到了地方已是傍晚，几人拖着行李箱进了提前订好的酒店。推开客房门时，米白色的墙纸衬得房间亮堂，地毯踩上去软乎乎的，带着点阳光晒过的暖意，一路坐高铁攒下的疲惫好像都散了些。“先歇会儿，”她往床上一坐，弹簧床垫icon轻轻晃了晃，“明儿再琢磨去哪儿转。”
第二天下午逛完街回来，几人在酒店大堂歇脚，听服务员说顶楼有温泉池。邓大妈眼睛一亮，拉着女儿就往电梯走。温泉池里的水泛着淡淡的硫磺味，泡进去的瞬间，暖意顺着脚尖往上爬，膝盖的老毛病都舒服得轻颤了两下。“这水好，”她往池边一靠，水面荡起圈圈涟漪，“比家里那浴缸得劲多了。”
泡完温泉回房，邓大妈先钻进卫生间冲澡。热水哗哗地打在瓷砖上，蒸腾的雾气裹着沐浴露的茉莉香漫出来，她对着镜子擦头发时，忽然觉得左耳朵里有点痒，像是进了水。
“妈，我也洗下。”女儿在外头喊。
“等会儿，我拿根棉签。”邓大妈应着，转身往洗手台走。脚刚迈出淋浴间，鞋底突然一滑，她心里“咯噔”一下，右手条件反射地抓住卫生间门把手，左手慌忙往旁边的玻璃门上扒——“哐当！”一声脆响，手腕上的玉镯icon撞在玻璃上，断成了三截，滚落在地。
邓大妈僵在原地，鼻尖还萦绕着沐浴露的香味，手却凉得像浸了冰。她蹲下去捡碎片，指尖触到瓷砖上的水迹，滑溜溜的。再抬头看那玻璃门，果然关不严实，留着道小缝，洗澡的水就是从这儿渗出来的。“造孽啊……”她摸着空荡荡的手腕，声音都发颤，这镯子是前几年老伴儿在世时给她买的，戴了快十年，早成了念想。
女儿进来时，正看见邓大妈对着碎片抹眼泪。“怎么了这是？”
“你看！”邓大妈把碎片往台面上一放，“这门关不严，地上全是水，我一滑，镯子就……”她越说越气，指着卫生间门口，“还有这儿，有个小坡，也没个提醒，这不坑人吗？”
当晚，邓大妈就找了酒店经理。经理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听完事儿推了推眼镜：“阿姨，您先消消气。我们这一次性拖鞋上都印着字呢，‘禁止穿入浴室’，您是不是穿这个进的卫生间？”
邓大妈把拖鞋往地上一跺，橡胶底在瓷砖上发出闷响：“我穿啥鞋关你啥事？你这门关不严，地上滑，还敢怪我？这镯子一百多万呢，你赔！”
经理脸上的笑僵了：“阿姨，这您就不讲理了。拖鞋上的警示写得清清楚楚，是您自己没注意……”

“我不管！”邓大妈拔高了嗓门，“我在你这儿住，你就得保证我的安全！现在东西坏了，你不赔谁赔？”
吵了半宿没结果，邓大妈憋了一肚子火。第二天一早就拉着女儿去了法院，起诉状上写得明明白白：酒店赔偿玉镯损失一百万，再加五万元精神损失费。
开庭那天，邓大妈坐在原告席上，手里攥着个布包，里面是那截断镯。法官问她诉求依据，她梗着脖子说：“第一，他们那浴室玻璃门是坏的，洗澡水全流外面了，地上滑得能溜冰；第二，卫生间门口有个坡，他们连个警示牌都没有，这不是坑人吗？”
被告席上的酒店律师推了推眼镜，声音不高不低：“法官，我们有证据。酒店的一次性拖鞋确实印着‘禁止穿入浴室’的警示，有照片为证。而且，这位女士是第二天才说玉镯断了，当天既没报警也没联系酒店，这断镯是不是在酒店摔的，实在不好说。”
邓大妈一听就急了，拍着桌子站起来：“怎么不好说？我女儿能作证！当时她就在房间里！”
“证人与原告是母女关系，证明力有限。”律师不急不慢地说，“而且，原告说玉镯价值一百万，到现在也没提供购买发票或鉴定报告。空口说白话icon，怎么能算数？”
“那镯子是我老伴儿给我买的，他走得急，发票早找不着了！”邓大妈的声音带着哭腔，“但它就是值这个价！你们酒店设施不合格，就得赔！”
律师拿出几张照片，投影在法庭的幕布上：“这是事发后我们去房间拍的，玻璃门的缝隙在正常范围内，地面的坡度也符合建筑规范。退一步说，就算地面有水，也是原告穿了不合规的拖鞋，自己没站稳撞到门上导致玉镯断裂，这是意外，不是酒店的责任。”
邓大妈盯着幕布上的照片，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鼻尖似乎又闻到了那天浴室里的茉莉香，只是这会儿心里堵得慌，连带着那香味都变得呛人。她想起当时手忙脚乱抓门的瞬间，想起玉镯断裂时那声脆响，还有女儿当时惊愕的眼神，忽然觉得眼眶发烫。
庭审结束时，法官让双方先调解。酒店那边表示，可以出于人道主义icon补偿几千块钱。邓大妈咬着牙没同意，说要等判决。走出法院时，阳光刺眼，她抬手挡了挡，手腕上空空荡荡的，风一吹，凉飕飕的。
“妈，要不……”女儿想劝她。
“不行，”邓大妈打断她，声音有点哑，“这不是钱的事儿。”可她心里也清楚，那一百万的赔偿，恐怕是没指望了。碎了的镯子粘不回去，就像有些理，争到最后，只剩满心的空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