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梁希不想当农垦部部长，特意给周总理写信：我想回南京教书

1949年9月的一个清晨，北平城的石板路还挂着薄雾，66岁的梁希拎着草帽，慢慢走向西单附近的驻地大门。政协会议正式开幕前，他已经收到风声：新政府的林垦部需要一位熟行内情又德高望重的人，名单上偏偏写着自己的名字。听到消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喜悦，而是皱眉。

大会当天，怀仁堂灯火通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依次入席。梁希坐在科学界代表席，双手扣在膝盖上，心绪难平。当周恩来宣布政务院组成人员时，“林垦部部长——梁希”几个字在静场中格外清晰，周围代表报以热烈掌声，他却低下头，只轻轻叹了口气。

梁希不愿做官，这不是客套。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那间布满木屑与树轮切片的实验室。要理解他的犹豫，只能把时间拨回到半个世纪前。1899年，16岁的梁希考中秀才，家人盼他走仕途。然而日俄在东北拼火力，京津间列强船炮不停，他看到了书本外的另一种风浪。1905年，他跑去浙江武备学堂学西式军事，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时，还加入了同盟会，想着“操枪救国”。

梦碎得很快。1912年，他随新军回国，本想在国徽下建功，结果袁世凯一纸令撤掉了部队。他折返回东京，在帝国大学林科找到新方向：让荒山起绿才是真长久。四年后学成回国，他进了鸭绿河采木公司，本想实地练手，才发现那是日本财团打着“开发”旗号的砍伐据点。看着成片红松倒下，他撂挑子离职。

1919年至1926年，他在农业院校站讲台，黑板上写的都是“针叶林分类”“水土保持”。学生记得，这位戴圆框眼镜的教授下课后直奔实验林，锯子背在肩头，一干就是一整天。德国林学体系更系统，他又辞职自费赴柏林四年，把测树、年轮学统统学透，再带回南京中央大学。

抗战爆发后，南京陷落，他随校西迁，也常在宿舍里翻《新华日报》。对皖南事变极端不满后，他悄悄对学生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句话后来被地下党记录在案。1943年，他写《用唯物辩证法观察森林》，交到重庆，一位姓周的同志批了五个字：“切中要害，很好。”

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长江。梁希的名字列入特务暗杀清单，当夜，地下党把他装进一辆旧吉普绕道苏北，再由渔船送到天津。四月中旬他抵达北平，住在西皇城根一处小四合院，等候新中国的号角。

然而，当部长的任命一宣布，他再次打起退堂鼓。会后，他回到住处，用毛笔写下一封信：“年逾花甲，才力不济，恳请政府让我回南京讲授林学，以育后学。” 几天后，周恩来的回信送到。撕开信封，纸面上笔力遒劲九个字：“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抬头望窗外，沉默片刻，对秘书说了一句：“既然如此，那就试一试。”

接任后，他提出林垦部三件当务之急：先搭架子、再摸底子、然后打基础。短短数月，统计组跑遍东北、西北山区，把资源、蓄积、病虫害摸了底；技术组汇总全国苗圃、种子、护林站，拉出一张粗线条的林业全图。

1949年12月，全国农业生产会议在北平召开。梁希定下林业方针：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综合利用。这十二个字，后来写进各省森林管理办法。问题随之浮现——技术干部奇缺，全国高校森林系一年毕业生不足百人。梁希拍板：一是对现有人才统一登记，分片调配；二是各大区、省会设临时训练班，把农艺、地质、测量人员拉来速训；三是报政务院追加经费，在北林、华南农学院增设或扩招森林系。文件很快下发，一线空缺迅速补上。

此后数年，他天天泡在办公室与实验林之间，出差常随身带两本小册子：《木材材性速查表》和《森林病理学提纲》。有人劝他稍稍休息，他摆摆手，“一棵树要长几十年，我等得起吗？”

1958年12月10日，梁希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五岁。身后清点遗物，除了几件旧军装、两支手锯和一柜教材草稿，再无多余物品。梁希当了近十年部长，却始终把自己当成教书匠，他曾讲过一句半玩笑话：“如果哪天真把中国的荒山全种绿了，我就回课堂去讲‘功成身退’的故事。”这句未能兑现的话，如今仍被早年学生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