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为党牺牲，毛主席寻他数十年，得知他妻子还活着，寄上300元

1928年8月29日清晨，长沙浏阳门外还笼着薄雾，一个青年被押上刑场。刀尖抵着他的脊背，他却昂着头，大喊：“打倒反动派！”刺刀撕裂嘴角，鲜血顺着下巴往下滴，人群里有人忍不住低声抽泣。

执行军官报出姓名——罗哲。知道他底细的不多，只有几名学生小声议论：半年前他还在街头散发传单，如今站着赴死。罗哲听见议论，回头笑了一下，那笑里透着倔强。枪声响起，沙土扬起，青年倒下，口里依旧含着“共产党万岁”。

二十八年后，1956年7月8日的贵阳下起阵雨。罗哲的妻子曹云芳关上木窗，点亮煤油灯，提笔给北京写信。她想不出客套话，只在信里写：“罗哲牺牲时没有变节，我还好，三个孩子也好。”落款时，她犹豫了一下，在日期旁边又写了“请主席放心”五个字。

信函一路北上。8月初的北戴河浪声不绝，毛泽东夜里常在海边散步。那天秘书把这封加急信递到他手里，他靠着藤椅读完，手指在信纸上停了几秒，随即让工作人员准备回信和三百元钱，“这是罗哲坟墓需要的，顺便说说岸英、岸青的情况，免得她挂念。”

毛泽东第一次见罗哲是在1918年湖南省城。那年罗哲刚进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联络学生准备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罗哲个子高，嗓门亮，拉横幅、写标语样样冲在前。有人劝他别太激进，他却说：“有人必须站出来。”这句话毛泽东记了好多年。

1925年“五卅”风起，罗哲在北京被流弹击中脚面。医务室里，他汗水直淌，仍催促同伴快去印传单。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脚伤养好，仗还多得是。”罗哲咧嘴笑：“只要能走，就能干。”

1926年底他随毛泽东到广州农讲所当教员。学员多，教材少，他干脆带学员到田埂上做调查。晚上归来，草鞋磨穿了，腿上满是泥点。毛泽东半开玩笑：“你倒成了‘收蛋贩子’。”罗哲拍拍背篓：“装的可都是火种。”

1927年武汉局势骤变，罗哲成了毛泽东临时秘书。白天整理材料，夜里扮成挑夫收集枪支。有一次三天没回寓所，杨开慧急得问曹云芳：“你家那位去哪儿了？”曹云芳苦笑：“他说‘晚点就回’，大概又跑外面去了。”

同年冬天，夫妻俩在长沙双双被捕。敌人连打四十八天，想撬开罗哲的嘴。监狱长威逼利诱说：“回头是岸。”罗哲冷冷一句：“革命者不回头。”三月后的刑场，他用最后力气喊口号，留给妻子的只是一封未寄出的便条：少吃辣，多看书。

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问旧友张维：“可知道罗哲妻子下落？”得到的回答含糊其辞。从那以后，他隔三差五让统战、公安系统留心这件事，却始终没着落。直到1956年的那封雨夜来信，他才确认战友的生命定格在1928年。

回信寄出后，他又通过贵州省委邀曹云芳进京。1958年7月，曹云芳带两个外孙女到了中南海招待所。毛泽东翻看她的小本子，当场写下“罗哲烈士之墓”七个字，又写一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曹云芳合上本子，眼眶有些红，憋了好一会儿才说：“主席费心了。”

离京前，毛泽东特意送她去机场。车上随口嘱咐：“身体不行就申请休养，别硬扛。”曹云芳点头应是，却还是回到贵阳工作。后来她当了区政协主席，直到瘫痪也没离职，桌上那本题词一直摆在窗口，纸页被阳光晒得发黄。

罗哲的坟在株洲马家河。上世纪九十年代，罗家后辈罗首章退休回乡，主动给烈士守墓。他患心脏病，却每天爬石阶除草，别人笑他傻，他摆摆手：“墓前要是杂草丛生，后人来了连鞠躬的地方都找不到。”二十年里，石阶磨平，他的背也佝偻了。

每年清明，总有人带着孩子来罗哲墓前插束黄菊，问一句：“这是谁？”孩子不懂，大人就讲那句口号：“革命者，绝不苟且偷生。”山风吹过，纸钱火光忽明忽暗。罗首章站在旁边，会轻声补上一句：“他不怕死，因为他相信后来的人会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