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29日清晨,长沙浏阳门外还笼着薄雾,一个青年被押上刑场。刀尖抵着他的脊背,他却昂着头,大喊:“打倒反动派!”刺刀撕裂嘴角,鲜血顺着下巴往下滴,人群里有人忍不住低声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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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军官报出姓名——罗哲。知道他底细的不多,只有几名学生小声议论:半年前他还在街头散发传单,如今站着赴死。罗哲听见议论,回头笑了一下,那笑里透着倔强。枪声响起,沙土扬起,青年倒下,口里依旧含着“共产党万岁”。
二十八年后,1956年7月8日的贵阳下起阵雨。罗哲的妻子曹云芳关上木窗,点亮煤油灯,提笔给北京写信。她想不出客套话,只在信里写:“罗哲牺牲时没有变节,我还好,三个孩子也好。”落款时,她犹豫了一下,在日期旁边又写了“请主席放心”五个字。
信函一路北上。8月初的北戴河浪声不绝,毛泽东夜里常在海边散步。那天秘书把这封加急信递到他手里,他靠着藤椅读完,手指在信纸上停了几秒,随即让工作人员准备回信和三百元钱,“这是罗哲坟墓需要的,顺便说说岸英、岸青的情况,免得她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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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第一次见罗哲是在1918年湖南省城。那年罗哲刚进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联络学生准备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罗哲个子高,嗓门亮,拉横幅、写标语样样冲在前。有人劝他别太激进,他却说:“有人必须站出来。”这句话毛泽东记了好多年。
1925年“五卅”风起,罗哲在北京被流弹击中脚面。医务室里,他汗水直淌,仍催促同伴快去印传单。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脚伤养好,仗还多得是。”罗哲咧嘴笑:“只要能走,就能干。”
1926年底他随毛泽东到广州农讲所当教员。学员多,教材少,他干脆带学员到田埂上做调查。晚上归来,草鞋磨穿了,腿上满是泥点。毛泽东半开玩笑:“你倒成了‘收蛋贩子’。”罗哲拍拍背篓:“装的可都是火种。”
1927年武汉局势骤变,罗哲成了毛泽东临时秘书。白天整理材料,夜里扮成挑夫收集枪支。有一次三天没回寓所,杨开慧急得问曹云芳:“你家那位去哪儿了?”曹云芳苦笑:“他说‘晚点就回’,大概又跑外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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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冬天,夫妻俩在长沙双双被捕。敌人连打四十八天,想撬开罗哲的嘴。监狱长威逼利诱说:“回头是岸。”罗哲冷冷一句:“革命者不回头。”三月后的刑场,他用最后力气喊口号,留给妻子的只是一封未寄出的便条:少吃辣,多看书。
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问旧友张维:“可知道罗哲妻子下落?”得到的回答含糊其辞。从那以后,他隔三差五让统战、公安系统留心这件事,却始终没着落。直到1956年的那封雨夜来信,他才确认战友的生命定格在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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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寄出后,他又通过贵州省委邀曹云芳进京。1958年7月,曹云芳带两个外孙女到了中南海招待所。毛泽东翻看她的小本子,当场写下“罗哲烈士之墓”七个字,又写一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曹云芳合上本子,眼眶有些红,憋了好一会儿才说:“主席费心了。”
离京前,毛泽东特意送她去机场。车上随口嘱咐:“身体不行就申请休养,别硬扛。”曹云芳点头应是,却还是回到贵阳工作。后来她当了区政协主席,直到瘫痪也没离职,桌上那本题词一直摆在窗口,纸页被阳光晒得发黄。
罗哲的坟在株洲马家河。上世纪九十年代,罗家后辈罗首章退休回乡,主动给烈士守墓。他患心脏病,却每天爬石阶除草,别人笑他傻,他摆摆手:“墓前要是杂草丛生,后人来了连鞠躬的地方都找不到。”二十年里,石阶磨平,他的背也佝偻了。
每年清明,总有人带着孩子来罗哲墓前插束黄菊,问一句:“这是谁?”孩子不懂,大人就讲那句口号:“革命者,绝不苟且偷生。”山风吹过,纸钱火光忽明忽暗。罗首章站在旁边,会轻声补上一句:“他不怕死,因为他相信后来的人会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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