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毛主席得知谭启龙处境后，对周总理：要让他很快出来工作嘛

1953年12月27日晚，杭州的西子湖畔起了微风。毛主席结束华东考察，步入省委大院，身边的接待干部正是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灯影之下，主席拍拍他的肩膀：“放牛娃，当上省委书记啦！”一句话拉近了距离，也把两人关系暂时定格在“老乡”与“长者”的温度里。此后十七年，二人难得谋面，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注。

往前追溯，谭启龙第一次与毛主席面对面，时间是1933年夏天，地点在瑞金八县贫农代表会议。彼时的谭启龙不过二十出头，身份是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巡视员。主席打量他：“你是永新人？那咱们算半个同乡。”对话简短，情谊却深。会后，毛主席亲自记下：“放牛娃，雇农出身，可堪大用。”这份批注在中央苏区干部名单里保存多年，后来多次被工作人员翻阅，成为毛主席关注基层骨干的一个注脚。

谭启龙的“放牛娃”称呼并非浪得虚名。1913年1月，他出生于江西永新，一岁一灾。六岁丧父，十岁丧母，十四岁扔掉牛鞭参加永新共产儿童团。摸爬滚打三年，他升任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长。红小鬼的历练让他极熟悉乡村脉搏，也养成了沉稳性格。有人评价：“这小伙子开口不多，动手不少，肯吃苦。”

1934年5月，主力开始长征，谭启龙奉命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游击。这一坚守就是十年。抗战爆发后，他转战江浙皖鲁，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土枪土炮，硬是把日军翻译口中的“散兵游勇”带成了成体系的支队。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华东野战军南下一路打到杭州，随后接任浙江省委一把手。在地方建设的开局期，谭启龙基本把“调查研究”四个字刻在案头：有时拄根竹杖，戴一顶破毡帽，转山转水察看农情，基层干部都戏称他“行走的土政策库”。

然而“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多数老干部的轨迹被打乱。谭启龙也未能幸免，1966年后被隔离审查，一度住在偏僻招待所里写情况说明。外界流言纷纭，最严重的说他“不能再用”。正值低谷，一纸通知突然从北京飞来——1970年“五一”前夕，中央要求谭启龙参加首都庆祝大会。

那天，北京城阳光炽烈，天安门城楼人声鼎沸。周总理在人群里一眼认出谭启龙，招手示意：“走，去见主席。”休息室内，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放牛娃，好久不见，还好吗？”谭启龙立正回答：“主席关心，一切尚可。”短暂寒暄后，主席简单询问近况，又问：“工作安排了没有？”得到“暂未安排”的回答，他转头对周总理说了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他的情况我清楚，要让他很快出来工作嘛！”语气平和，却不容置疑。

六周后，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总理找来谭启龙谈具体去向。“山东、福建、山西、河南四省都递了条子。”总理摊开一页纸，笑着补充，“主席同意你去福建，韩先楚急需帮手，你看？”谭启龙答：“完全服从中央。”

1970年夏，谭启龙抵达福州。初到之时，福建正面临恢复生产与军政并重的难题。谭启龙给自己立了“三条规矩”：先学政策，再听民意，少说话多办事。为摸准农村集体经济状况，他顶着台风去宁德、山地小县住夜访户。台风夜里，木屋屋顶被刮起，同行秘书喊了声“快撤”，他回了句：“先把帐对完。”第二天一早，他递给县委书记一张草稿纸，密密麻麻写满供销问题。当地老农私下议论：“这书记像红军里走出来的。”

1972年4月1日，中央紧急电调谭启龙回京，再度转任浙江。两年换岗，有人认为是折腾，谭启龙却认定是组织需要。离开福州前，他特地在省委会议上交代三个具体项目：山区交通、对台渔业、闽东林业改革。后来福建干部总结，当时遗留项目顺利落地，与谭启龙的“交班清单”分不开。

之后数年，谭启龙先后赴山东、青海、四川稳盘经济与安置知青。1976年9月9日凌晨，他正查阅四川粮食报表，突然接到北京急电：“主席病重。”当天夜里，坏消息传来，这位一生被毛主席称作“放牛娃”的开国老干部静立窗前许久，说出的只有一句：“革命队伍少了主心骨。”

改革开放启动后，谭启龙仍保持调研习惯。1986年邓小平南下四川考察，特地到院子里看望他，问：“打算安在哪儿？”他说“山东吧，湿气小。”邓公当场允诺，并送下四个字——“求真务实”。几十年革命路，谭启龙始终把这四个字与毛主席当年“要得”二字并列当作座右铭。

2003年，谭启龙逝世。遗体告别那天，济南细雨，老百姓自发排起长队。有人感慨：“这是不喊口号的送别。”在许多干部眼里，他一生的高光既不在职务，也不在头衔，而是1970年天安门城楼那句“要让他很快出来工作嘛”。短短十三字，体现的是信任，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