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维多利亚盛世下财富幻梦与人性的迷失

狄更斯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艰难时世》《远大前程》。

《远大前程》

《远大前程》自1860年12月到1861年8月连载于作者制作的周刊《一年四季》，是狄更斯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也是他比较晚期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不仅讲述了一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更以精妙的叙事技巧解剖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病症：在物质繁荣的表象下，社会普遍弥漫的对意外之财的狂热追逐与人性在金钱面前的异化。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透过主人公皮普的眼睛展现了一个阶层分明的世界。皮普自幼父母双亡，由脾气暴躁的姐姐和善良朴实的铁匠姐夫乔·葛吉瑞抚养长大。在铁匠铺的简单生活中，皮普虽然物质贫乏，却从乔那里获得了真挚的关爱与精神上的富足。若非命运的意外转折，他的人生轨迹很可能沿着学徒到铁匠的平凡道路平稳前行。

然而，两个关键事件彻底改写了皮普的人生剧本。其一是他在教堂墓地偶遇逃犯马格韦契时出于本能的善举——偷偷为这个衣衫褴褛、惊恐万状的人送去食物和锉刀。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善行，如同投入命运长河的一颗石子，将在多年后激起改变他一生的涟漪。其二是他被带入郝薇香小姐那座时间仿佛停滞的萨堤斯庄园，在那里遇见了高傲美丽的艾丝黛拉。

艾丝黛拉的出现唤醒了皮普沉睡的阶级意识。在她面前，皮普第一次为自己的粗鄙双手、乡下口音和破旧衣着感到羞耻。“下等人的苦日子”这个此前从未出现的概念，如同毒刺般扎进少年心中。萨堤斯庄园——这个充满腐朽气息却又象征上流社会的地方，成为了皮普心中的“伊甸园”，而获得艾丝黛拉的爱情则成为他必须跻身上流社会的精神动力。至此，皮普纯真的心灵开始被虚荣的藤蔓缠绕，他开始渴望摆脱与生俱来的阶层烙印。

正当皮普在阶级焦虑中挣扎时，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似乎为他打开了通往上流社会的大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恩主”委托律师贾格斯安排皮普前往伦敦接受绅士教育，并提供充裕的生活费用。皮普毫不犹豫地将这份馈赠归因于郝薇香小姐——那位古怪而富有的老妇人，他坚信这是她为培养他与艾丝黛拉结合而做的安排。

金钱的魔力迅速改变了皮普。来到伦敦后，他热衷于学习上流社会的礼仪谈吐，购置华服，出入体面场所，逐渐将自己重塑为一位“绅士”。然而，这种重塑伴随着深刻的精神代价：他开始为出身感到羞耻，疏远曾经深爱的乔和毕蒂，甚至在乔前来伦敦探望时因两人之间的阶层差异而感到尴尬不安。狄更斯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皮普面对乔时的矛盾心理：“如果他利用我们之间地位的巨大差异而不常来看我，我宁愿给他钱。”曾经亲密无间的亲情，已在阶级意识的侵蚀下变得疏离而功利。

小说的转折点随着马格韦契的突然出现而到来。这位皮普早已忘却的逃犯，如今冒着死刑风险潜回伦敦，只为亲眼见证自己用血汗钱培养出的“绅士”。真相大白：皮普的“远大前程”并非来自贵族阶层的恩赐，而是源于社会最底层的罪犯。这一发现对皮普而言不啻于精神上的致命打击——他竭力摆脱的底层身份，竟是他全部财富的源泉；他渴望融入的上流社会，实则与他毫无关系。

马格韦契的悲剧性命运进一步加速了皮普的幻灭。这位为了报恩而倾尽所有的逃犯最终被捕，财产被没收，皮普的“远大前程”随之化为泡影。与此同时，艾丝黛拉嫁给了粗俗的贵族子弟德鲁莫尔，彻底击碎了皮普的爱情幻想。当一切外在的财富与地位如海市蜃楼般消失后，病重的皮普在乔无微不至的照料中完成了精神的涅槃。乔的善良如一面镜子，照见了皮普在追逐虚荣过程中失去的质朴本性。

维多利亚盛世下财富幻梦与人性的迷失

要真正理解《远大前程》的深刻内涵，必须将其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语境中。19世纪中叶的英国正处于国力鼎盛时期，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英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物质财富空前积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这是一个被后人称为“黄金时代”的时期。

然而，狄更斯锐利的目光穿透了盛世的光环，看到了繁荣背后的精神危机。在一个以物质进步为最高价值的社会中，“整个社会都沉湎于出人头地，这个时代过度地将物质成功等同于救赎”。实用主义与拜金主义如空气般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金钱不仅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尺，更被异化为某种形式的“世俗救赎”。人们普遍相信，财富的积累不仅是改善生活的手段，更是实现个人价值、获得社会认可的必经之路。

维多利亚时代一个显著的社会心理特征是对“一夜暴富”的集体性渴望。尽管传统的新教伦理仍然强调勤劳、节俭与渐进积累的美德，但现实中大量新贵阶层的出现——尤其是那些通过工业投机、商业冒险或殖民地经营迅速积累财富的人——催生了社会对快速致富可能性的普遍信仰。对于广大缺乏资本的普通民众而言，缓慢的勤劳致富显得遥不可及，而“抓住机遇”“贵人相助”则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财富密码。

狄更斯通过皮普的经历精准捕捉了这种社会心态。皮普的命运转折完全依赖于外部馈赠而非个人奋斗，这恰恰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心理期待：渴望通过某种意外机遇改变社会地位。小说中，不仅皮普如此，其他角色如律师贾格斯、教师庞布尔乔克等，也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攀附权贵、寻求上升捷径。这种对意外之财的崇拜，实质上反映了在社会阶层固化与流动性并存的时代，人们对于打破出身限制的深切渴望。

《远大前程》最为深刻的批判在于揭示了金钱如何异化人际关系与自我认同。皮普在获得财富后与乔的关系变化，是这种异化的典型体现。曾经亲如父子的情感，在阶层差异面前变得尴尬而脆弱。皮普开始用金钱衡量亲情，甚至产生了“宁愿付钱”让乔远离自己的想法。这种异化不仅发生在皮普身上，也体现在郝薇香小姐将艾丝黛拉培养成报复男性的工具、马格韦契将皮普塑造成自己精神寄托等情节中。

狄更斯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表达了一个核心观点：当社会将物质成功等同于个人价值时，人际关系便不可避免地商品化，人性中最珍贵的真诚、善良与爱则被边缘化。皮普最终在失去一切外在财富后重新找回了自我，这一安排体现了狄更斯的人文主义信念：真正的“远大前程”不在于社会地位的提升或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在于精神的完整与人性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