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鸟长四郎：在杭州投降的日军第一三三师团步兵第100旅团长

1947年1月12日，东京的冬天冷得刺骨，满大街都是被美军B-29轰炸后的废墟。

就在这一天，一个刚刚从中国遣返没几天的前日本陆军少将，突然暴毙在自己破败的家里。

这人叫羽鸟长四郎，死的时候才50多岁。

说来也怪，他既没像他的老同学栗林忠道那样，在硫磺岛被美军炸成灰，也没像那帮甲级战犯一样被送上绞刑架。

他是在一种极度的精神崩溃和身体衰竭中，把自己活活给“耗”死的。

甚至连当时的死亡证明上，死因都写得含糊其辞。

这就叫命，躲过了枪林弹雨，却躲不过良心的清算和战败的绝望。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翻，看看这哥们到底是什么来头。

羽鸟长四郎是陆军士官学校第26期毕业的。

这一期学生里，那是真的出了不少“狠人”。

最出名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栗林忠道，那是敢在硫磺岛跟美军死磕的主儿；还有一个影佐祯昭，后来成了汪伪政权的“太上皇”。

跟这些要么战死沙场、要么权倾一时的同学比起来，羽鸟长四郎的前半生简直就是个“路人甲”。

直到1940年，大家都在前线杀红眼的时候，他在干嘛呢？

他在陆军经理学校当学生队长。

这地方说白了，就是培养管账先生和后勤官僚的。

这就很有意思了，日本陆军到了侵华战争中期，前线指挥官死得太多，实在没人了，不得不把这些搞行政、拿算盘的“笔杆子”硬推上前线带兵。

让算盘珠子去挡子弹，这仗能打赢才有鬼了。

这其实就是日本军队走向衰败的第一个信号：专业不对口，赶鸭子上架，纯属胡闹。

1941年3月，这个“管账先生”终于被扔到了中国战场，接手了第二十二师团步兵第85联队。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羽鸟长四郎和杭州结下了梁子。

那时候的杭州，正处在日军第十三军的控制下，师团部就设在南山路，风景那是真不错。

羽鸟长四郎在这里驻扎了三个月，看着西湖美景，手里却也没少沾血。

但他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一纸调令发配到了南方军，去搞那个不知死活的“南进计划”，准备去打新加坡。

这一圈兜兜转转，从浙江到海南，再到南京、合肥，羽鸟长四郎就像一颗被大本营随意摆弄的棋子，哪里兵力不足就往哪里塞。

那段时间他估计自己都懵，今天还在江南水乡，明天就得去热带雨林喂蚊子。

特别值得玩味的是1943年，他成了第六十一师团步兵第101联队的联队长。

我查了一下这个联队的底子，吓了一跳。

这可是个著名的“凶宅”职位。

前两任联队长，一个叫加纳治雄，一个叫饭冢国五郎，全都死在了中国军队的枪下。

在日本军内，这就跟被下了诅咒一样，谁去谁死。

羽鸟长四郎接手这么个烂摊子，被部署在合肥附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从大别山里冲出来的中国军队要了他的命。

这哪是升官发财，分明是去阎王爷那挂号。

到了1945年，日军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这时候成立的第一三三师团，也就是羽鸟长四郎最后的归宿，完全是个“草台班子”。

这个师团连正经的炮兵部队都没有，兵员都是从其他师团拼凑的残兵败将，有的甚至是娃娃兵和老头子。

就这配置，大本营居然妄想让他们防守杭州湾，去抵御美军可能发起的登陆。

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充满了黑色幽默。

羽鸟长四郎转了一大圈，在1945年又回到了杭州。

四年前他在这里是不可一世的占领者，四年后，他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败军之将。

1945年8月15日，天皇那个带着杂音的广播一响，一切都结束了。

在浙江的受降大戏，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在大城市立刻举行，而是选在了一个叫宋殿村的地方。

这里面的门道可深了。

当时的受降主官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具体的执行人是副司令长官韩德勤。

为什么要选富阳的宋殿村？

因为这里曾是扼守杭富公路的咽喉，日军曾在这里修了六座碉堡，把它当成杭州外围的铜墙铁壁。

就在这个日军自以为坚不可摧的堡垒里，上演了让他们最屈辱的一幕。

当年修碉堡是为了挡住中国人，结果成了关自己的笼子。

1945年9月4日下午4点，羽鸟长四郎的上司、第一三三师团的参谋长樋泽一治带着人来了。

注意这个细节：日军代表一进宋殿村就被解除了武装，像被拔了牙的老虎，看着都可怜。

在洽降礼堂里，中国受降官张世希那是相当硬气，看着日本人进来，屁股都没抬一下。

樋泽一治这帮人，先得立正脱帽，鞠躬行礼，然后才能规规矩矩地坐下。

这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这是对侵略者尊严的彻底粉碎。

张世希当场下令：杭州的日军全部滚到里西湖一带集中，一万五千多名日侨全部集中到旗下地区。

那天晚上，这些日军代表被强行扣在宋殿村过夜。

你想想他们那晚的心情，看着窗外中国士兵的刺刀，听着外面老百姓放鞭炮的声音，恐怕比死了还难受。

紧接着，9月6日，师团长野地嘉平亲自去向韩德勤低头认罪。

那个曾经在南山路不可一世的日军师团部，那个曾被羽鸟长四郎视为“领地”的杭州城，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随后的日子对羽鸟长四郎来说就是煎熬。

浙江境内的3.9万日军，像赶鸭子一样被缴械，然后被关进嘉兴和上海的战俘营。

这期间，没有了军阶的威风，没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有的只是等待审判的恐惧和战败的耻辱。

曾经那些对他点头哈腰的部下，现在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大家都是阶下囚，谁比谁高贵啊？

等到1946年底被遣返回日本时，羽鸟长四郎已经是一个身心俱疲的废人。

他回到东京，看到的不是家，是一片焦土。

他脖子上挂着的那枚“功四级金鵄勋章”，此刻成了最大的笑话。

这枚勋章代表了他过去杀戮的“功绩”，而现在，这些“功绩”变成了他在战后日本苟活的沉重枷锁。

没人哪怕多看他一眼，所有人都忙着在垃圾堆里找吃的。

那个所谓的帝国梦，最后连碗热饭都换不来。

所以，当我们在1947年的死亡名单上看到羽鸟长四郎的名字时，其实并不意外。

他死于日本战后最萧条、最寒冷的那个冬天。

从杭州的西湖边到东京的废墟，羽鸟长四郎走完了一条从侵略者到丧家犬的完整轨迹。

他的死，不仅仅是个体的终结，更是那个疯狂的军国主义时代彻底入土为安的注脚。

现在去杭州，再富阳受降纪念馆里，宋殿村的那段历史被刻再了石碑上。

那些曾不可一世的“羽鸟长四郎”们，最终都化作了历史车轮下的尘埃。

1947年1月，他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了，连个像样的葬礼都没有。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