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夏末,美国檀香山码头的夜风带着海盐味。灯火昏黄下,华工们排着长队等待登船,窄巷里却有人悄声交谈:“孙先生来了,洪门兄弟可得上心。”短短一句,把旧帝国的余晖、海外侨社的寄望和一个新兴政党的命运捆在一起。自那以后,同样的画面在上海外滩、台北西门町不断重演,变的是年代,不变的是国民党与帮会间若即若离的影子关系。
年轻的国民党诞生前后,缺乏地盘、缺乏军饷,却不缺理想。理想要落地,现实先张口要粮。民间帮会恰好擅长三个领域:金钱、人脉、地头。正因为如此,国民党人频频伸手。不得不说,这是急行军的政治组织对“现成工具”的本能索取。
孙中山当年选择洪门,并非简单拉拢,而是理念相投的相互借势。洪门自明末清初就喊“反清复明”,与《三民主义》里“民族”二字有天然契合。更重要的是,洪门在海外布局深广,美洲、东南亚堂口星罗棋布,华侨九成在册。孙中山只要一只“洪棍”头衔,就能把侨社捆进革命洪流。这种政治撬杠,可谓四两拨千斤。
钱从哪儿来?美洲洪门筹饷局一年捧出40多万美元。当时清政府海关岁入也不过几千万两,孙中山靠这条金脉才有底气在广州、惠州连番试错。起义一再失败,却一直有弹药可烧,离不开洪门提供的人力物力。史料统计,辛亥年前十余次武装举事,洪门成员包揽前后勤。简单说,没有洪门,南方几省的枪声可能要晚响几年。
进入1920年代,上海成了另一座舞台。这里挤满洋行买办,也暗藏鸦片与租界黑夜。蒋介石初到上海,军队不过一两个师,要想插旗,先得立威。青帮龙头杜月笙碰巧手握地盘、巡捕、会馆,人称“上海皇帝”。双方见面,蒋介石一句“共襄大业”,杜月笙轻轻抬杯,合作就此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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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帮源于清末哥老会,带着反清余温,却早已主攻买卖。它开赌场、贩鸦片、包洋行苦力,熟悉每条弄堂。蒋介石需要快速稳定上海局势,青帮则想借国民政府背景洗白身世,这笔交易皆大欢喜。1927年“四一二”清党,青帮打手冲在最前线,抓捕共产党骨干汪寿华。当夜上海滩枪声四起,街头传言“青帮露了真身”。杜月笙虽因此得国民革命军少将衔,但他自己心知肚明:“我是夜壶,用完随时放床底。”
抗战爆发后,青帮再度转身,成立别动队护仓库、护药厂。国民党借其地方网脉进行情报渗透,军统特务与青帮骨干频繁对接。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淞沪会战期间,杜月笙动员烟土号子给前线捐款,一次就筹到五十余万元法币。外界骂他“两头吃”,可在蒋介石眼里,“夜壶”依旧好用。
时间推到1970年代末,台湾政坛气氛紧张。蒋经国清楚,情报系统若全由军方把控,国际行动就添了显眼痕迹,于是选中竹联帮当“黑手套”。竹联帮发端于台北眷村,骨干多是外省第二代,对蒋家政权天然亲近,组织纪律也更像半军事化。1984年江南案,情报部门与竹联帮合作远赴美国洛杉矶行凶,一枪击倒异议作家江南。案子曝光后,华府震怒,蒋经国只得拆解情报局,将儿子蒋孝武调离。国民党与帮会的隐秘纽带从此收敛,却并未立即断裂,直到九十年代台湾黑帮大规模入党、选举舞弊被媒体放大,才逐步淡出高层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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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三段往事,规律不难归纳:发展期的国民党缺资源,利用帮会;转型期的国民党重控制,牵制帮会;守成期的国民党怕失控,切割帮会。政党与帮会之间,永远是权衡与博弈,而非简单的庇护与忠诚。帮会重义气,但更重利益;政党讲纲领,却也需要地下渠道。两者在历史隧道里相遇,彼此利用,也彼此提防。
试想一下,如果洪门没有提供海外金流,辛亥革命的时钟是否会延后?如果青帮拒绝替蒋介石“清党”,国共关系会否改写?如果竹联帮未曾越洋行刺,台湾情报体系能否顺利改革?这些问号无法得到确证,却能说明一点:民间帮会虽行于阴影,却一次次嵌进国家命运的齿轮。国民党选择帮会,并非偏好黑色,而是政治与现实共同挤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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