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海军不和，为何还能对外发动战争？

美国用第二颗原子弹彻底迫使日本投降，也终结了持续数十年的日本海陆军之争。或许令人意外，日本海陆军“苦大仇深”的矛盾，实则由美国人间接催生。

时间回溯至1853年7月，美国佩里特遣舰队驶入江户湾，也就是今天的东京湾，逼迫日本签订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史称“黑船事件”。美国以武力撬开日本国门后，欧洲列强蜂拥而至，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令实际掌权的德川幕府沦为众矢之的。

被逼无奈的德川幕府曾效仿清朝，试图以武力对抗欧洲列强，却被美、英、法等国军舰重创。惨败后，幕府转投法国；英国不愿日本沦为法国专属势力范围，遂转而支持曾与己冲突的萨摩藩，英国认定日本强藩实力远胜幕府，便联合萨摩藩打造现代化海军，既制衡法国，又培植亲英力量。

见萨摩藩因联英势力陡增，与之素有宿怨的长州藩等为推翻幕府，最终结成“萨长同盟”。1867年，36岁孝明天皇猝逝，其为坚定锁国派，全力支持幕府执政，倒幕派视此为天赐良机；次年15岁的明治天皇即位，1868年1月，倒幕派发动“王政复古”政变，迫使德川幕府向明治天皇交还政权。

尽管幕府倒台，狗皇手中却无直属军队，倒幕依赖的是长州、萨摩等强藩兵力。于是，长州藩以陆军形态存续，萨摩藩以海军形态存续。此后日本开启明治维新，虽转型为现代国家，却未经历彻底革命：倒幕军队仍与藩国深度绑定，催生怪象，日本军队不属于国家，反倒更像各藩“私兵”，最终形成狗皇、内阁与军部三方共治的畸形政治格局。

狗皇为国家元首，握最高决策权与军权；文官内阁代行政府职能；军部统辖军队，且分陆军部（源自长州藩）与海军部（源自萨摩藩）。本质上，日本海陆军仍是藩阀政治的延续。这一制度埋下致命隐患：海陆军内斗尚在其次，武装力量手握特权且不受政府约束，恶果迟早爆发。

表面看，狗皇、内阁、军部相互制衡，实则狗皇地位凌驾二者之上，军部更强势于文官内阁，内阁极度弱势，几近虚设。这套体系徒具现代国家外壳，内核仍是旧时代政治的翻版。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盛，却困于资源与市场匮乏，亟需对外掠夺。此后相继打赢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跃升为地区强国。一战期间，欧洲深陷战火，政局稳定的日本趁机出口军需，积累巨额财富，从债务国转为债权国，短短35年，工业产值反超农业，跻身真正工业国，军事实力暴涨，海军规模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英美。

此时日本经济腾飞，上层获利，民众亦能安居乐业，简言之人人有饭吃，国内势力暂归平静。但这份繁荣高度依赖外部需求：一战后欧洲复苏，日本旋即遭反噬，1919年巴黎和会后，列强重返亚洲，夺回被占市场，同步推行贸易保护。

日本工业本缺核心竞争力，列强回归后出口骤降逾40%，造船业更暴跌88.2%。政府应对失措，引发恶性通胀；祸不单行，1923年关东8.1级大地震摧毁东京、横滨工业区，直接间接损失惨重。政府举债9亿美元救灾，致债务激增、财政崩溃，1927年再爆金融危机。

未及喘息，1929年美国大萧条席卷全球，迅速波及日本，成为压垮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银行倒闭、工厂关停，失业率飙升，无数民众食不果腹，甚至有人被迫卖女为娼，全国陷入民不聊生。

此背景下，极右翼势力崛起，军国主义压过理性声音。军部开始与政府争权，“对外掠夺”被视为化解国内矛盾的捷径。1931年，日本军方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九一八事变令日本民众狂热，政府却遭国际舆论痛斥，西方列强不欲日本独霸中国，日本被迫退出国际联盟，外交全线溃败。首相若槻礼次郎因此下台，犬养毅接任。

犬养毅考量国际局势，提出“与中国共同开发东北”，即承认东北属中国主权，允日本参与开发，试图缓和外交压力。但这折中方案被激进势力扣上“卖国”帽子，犬养毅瞬间沦为“卖国贼”。1932年5月15日，11名少壮派军官发动“五一五事变”，刺杀犬养毅、财政大臣及三井公司理事长等政要，参与者竟被部分民众奉为“爱国志士”，法庭迫于压力从轻发落。

经此一事，“武力恫吓”成军部惯用手段，其凭武力优势逐步掌控政府。1932至1945年战败的13年间，日本11任首相中8人为军人出身。但经济未见根本好转——许多下层出身的青年军官目睹民生多艰，认定政府无能，急于以暴力“革新国政”，终在1936年爆发“二二六事变”。

此次皇道派军官发动的未遂政变，让军部借机彻底控制内阁，日本正式法西斯化。为破局，日本只剩一条路：扩大侵略。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自此踏上不归路。

但侵华进程远超预期：深陷中国战场的日本耗尽资源，走投无路下发动太平洋战争，最终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