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朱蒙与檀君：神话背后的东北民族

（本文摘自《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第六章，标题为编者拟）

在汉晋时期，由今辽东到朝鲜半岛北部之人群，分为许多大小部族邦国。汉代以来被华夏认为是箕子之后的朝鲜、濊貉、句骊（高句丽）等，应是其中较大的政治群体；有阶序化社会与中央化王权，因此被华夏认为是守礼仪、有教化的东方君子之国。汉武帝曾在此地设真番、临屯、玄菟、乐浪等郡。置郡引来大量移民，于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带来许多中原影响。东汉之初，高句丽崛起，鸭绿江、浑江间各分散部族逐渐合并或被吞并。公元3 至4 世纪，百济与新罗也在半岛南方统合许多部族而兴起。虽然由王莽到北魏时，中原王朝仍不断对此地用兵，并尽力维持几个边郡之建置。但到了公元4 世纪及5 世纪初，在高句丽、百济等的扩展下，汉武帝在此所设的几个郡最终都不复存在。

至隋及唐初，中原由分裂归于统一，与高句丽时有冲突。唐朝联合新罗灭高句丽、百济，又在朝鲜半岛北部与辽东之地设都护府管辖。然而由于公元7 世纪以来新罗的北向发展，以及旧高句丽、百济之地的反抗，更由于8 世纪渤海国崛起于今吉林省与朝鲜半岛北部，唐朝势力逐渐退出朝鲜半岛。虽然如此，新罗与渤海国均大量吸收唐代的典章制度，引入中原典籍、学问。公元10 世纪，新罗衰乱，高丽与后百济两个新兴势立崛起，半岛进入“后三国时期”。公元10 世纪末，高丽统一了朝鲜半岛。14 世纪末，全州李成桂夺得政权，结束高丽王朝。李氏建国，号朝鲜，史称李氏朝鲜或朝鲜王朝，此政权一直延续至近代（1910）。

以上是历史学家们熟知的高丽史或韩国史。在这一章中，我要从一些充满神话色彩的材料中，探索历史较不为人所注意的一面。也就是在历史过程中，朝鲜半岛之人如何建构、选择他们的共同祖先，以形成今日的大韩民族。在此历史中最重要的不是一些事件，而是人们（历史书写者）的情感与意图。

神话与历史

中原文字文明及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不仅在于汉晋以来本地知识精英习中原文字、典籍，更重要的是他们曾在这些典籍记忆中寻找本族起源，并借中原文字来建构与传递此起源记忆。因此在说明朝鲜半岛知识精英如何响应箕子王朝鲜的历史记忆前，我们须先介绍，除此之外，汉晋时期中原史家对本地人群起源的其他说法。这可以让我们得知，本地知识精英到底有多少可选择的历史记忆。

在与朝鲜、夫余、高句丽等地人群的接触中，汉晋的正史作者们记录了一则采自当地的英雄祖先故事——有关东明或朱蒙的英雄事迹。我将《后汉书》的记载直译如下。北方有一索离国，其王的一个侍婢在王出行在外时有了身孕。她自己说是一股如鸡蛋大的气体降到她身上，使她得孕。王将她囚禁起来，后来她生下一个儿子。王下令把这婴儿丢到猪圈，猪以口气嘘暖他，保其不死。王又将此婴送去马槽，马也如此保护他。国王见他如此神异，便让其母养育他，为他命名为东明。东明长大后，擅长射箭，国王猜忌他的威猛，又想杀他。东明便逃走，往南至掩搋水。他以弓打击水面，鱼鳖都聚浮于水面上，东明因此得以踏着它们渡河。如此他逃到了夫余，并在此成了本地的王。

这是一则英雄祖先历史，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之产物。其中有与《史记》中周人和商人之英雄祖先历史类似的神异叙事。以不同凡俗的神异叙事来记载英雄之诞生及其事功，借此强化这个记忆并赋予神圣性，这是人们维护祖源记忆的一种普遍策略。

汉晋史家另记载一则有关高句丽王室祖先起源的故事，内容与前述夫余祖源故事有些雷同。《魏书》对此故事的记载如下。高句丽是出于夫余的政权，其王称其始祖为朱蒙。朱蒙的母亲为河伯之女。她被夫余王禁闭在一屋内；有日光照她，她避开，但仍被光影追上。如此她便有了身孕，生下一卵，大约五升大。夫余王将此卵丢给狗，狗不吃；丢给猪，猪也不吃；丢在道路上，牛马走过都避开它；后来又丢弃于荒野，许多鸟都以羽毛护着它。夫余王以刀割它，割不破，于是还给其母。他母亲用东西将它包住，放在温暖的地方，而后一男婴破壳而出。这男孩长大后，人称他为朱蒙；按照这里的习俗，朱蒙是指很会射箭的人。夫余人认为朱蒙不是人所生，将来恐怕有不好的心，建议王将他杀死……朱蒙乃与追随者乌引、乌违等二人，离开夫余往东南方逃走。中途他们遇到一大水阻路，无桥可过，而此时夫余人又追得近了。朱蒙便敬告水神称，我是日神之子，河伯的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将至，我要如何渡河？于是鱼鳖都浮出水面，为他铺成一桥。朱蒙渡河后，鱼鳖散去，追兵无法渡河。朱蒙到了普述水，在此他遇见三人；其中一人穿着麻衣、一人穿纳衣、一人穿水藻衣。他们与朱蒙一同至纥升骨城，便在此定居下来。立国号为高句丽，其国土名也如此。

这故事的人名、地名，大多不见于汉文典籍，用词与内容可能受到中国转译者的修饰、增删，但基本上这应是一则高句丽王室所述的本群体血缘、空间起源之历史。也就是说，高句丽王室自称他们的先祖为朱蒙。值得注意的是，这故事的结构，便是前述中国史书中的“英雄徙边记”之模式化情节：一个受挫或被逐的英雄逃往远方，而成为此方人群的祖先。不同的是，前述中国各种英雄徙边记故事，说的都是边缘人群或异族的历史。若此故事出于高句丽王族，则此叙事之主体为高句丽；这是高句丽王族之本土祖源历史。无论如何，由更深层的结构来说，它是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下的创作。

以上《魏书》有关高句丽祖源的叙事中，有和《史记》中的周人祖源故事类似的情节。如称，后来生出朱蒙的卵被弃后，牛、马不侵害它，又有鸟以羽毛保护它，这与《史记》中婴儿后稷被弃的情节如出一辙。这可能是文本之高句丽口述者或编辑者，受到中国史籍中相关叙事内容影响而添加的情节。无论如何，这故事中流露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以及英雄徙边记或英雄征程记之模式化叙事情节，在所谓“文明”社会中普遍存在。它们代表的是政治威权集中化、社会阶序化之人类生态；汉代的夫余与高句丽也应是如此。

东明、朱蒙故事后来亦被收录于多种正史中。如《隋书》作者以朱蒙为高句丽之祖，而以东明作为百济之祖。值得注意的是，由隋唐至宋代，许多正史都记载高句丽自称他们的始祖为朱蒙。公元645 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据《新唐书》记载，当时在高句丽的辽东城内有朱蒙祠，高句丽守军以祭朱蒙来鼓励士气。此更能证明当时朱蒙的确是高句丽的本土祖源信仰。成于公元5 世纪初的高句丽《好太王碑》，碑文中亦称：“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应与朱蒙为同一人。这更证明高句丽宣称朱蒙为其王室祖源。

高句丽好太王碑拓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古中原史家常以朱蒙（或东明）的故事来说明扶余、高句丽等国王族的祖源。相对于箕子故事之“历史性”，朱蒙故事中有强烈的“神话性”。然而“箕子朝鲜”仍然深烙于中原人历史记忆中，并影响中原君臣对此地政权的政治态度与作为。如上一章所言，隋唐时裴矩、温彦博等皆认为高丽之地本是箕子之国，所以其地应对隋、唐称臣。

高丽之本土历史建构

以共同祖源及其他历史记忆来凝聚人群并形成一民族，有一漫长而多变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除了在本地资源竞争情境下各政治社群的分合与社会阶级人群互动，更重要的可能是外来因素。在朝鲜半岛的例子上，这外在因素无疑是中原王朝—不仅是本地各政权与中原王朝间的政治、军事冲突与妥协，也涉及朝鲜半岛史家对中原历史记忆的取舍与争论。

前面已提及，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渤海国等，都与中原有密切的文化往来，特别是各方统治者常引进中原的典章制度与经典学问。唐代以来，本地人前往中原求学者多，产生许多通晓中原文献的知识人。以汉文书写也有助于各种英雄祖先传说的流传、融合与保存。在朝鲜半岛民族之形成过程中，本土知识精英在这些外来与本土记忆中选择了一些英雄祖先记忆，借汉文及其他媒介传播，而使之成为共同祖源记忆。在此过程中，中原史家给予本地最重要的英雄祖先历史—箕子朝鲜，不断被本地史家回忆、失忆或被重新诠释。而朱蒙与坛君等与中原无关的本土祖先，则逐渐被置于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12 世纪高丽史家金富轼著《三国史记》，可说是朝鲜民族形成过程中一重要里程碑。《三国史记》以汉文书写，且以正史文类为书写架构。此显示，在当时中原强势的文字记忆及各种文类概念下，这位高丽作者几乎毫无选择地假借或顺从这些社会记忆媒介与书写文化。然而在另一方面，作者选择正史文类，并综合《史记》与《三国志》两部正史之书名来为它命名，说明作者将本地三国比拟于汉魏间的三国。

这故事有些复杂，因此我将它分两段介绍，皆根据本书原文。首先，这文献称，高句丽的始祖为“东明圣王”，姓高，名为朱蒙。最早，扶余王解夫娄年老而没有儿子，他祭山川之神，求得到后嗣。这时他骑乘的马走到一大湖边，对着一块大石头掉泪。王觉得奇怪，便令人把这石头翻转过来，下面出现一小孩，金色而体态如青蛙。王很高兴地说，这是老天赐给我的好儿子。于是王收养了这小孩，并为他取名为金蛙。

接下来这段文本叙述的似乎是另一则故事。金蛙继承王位后，有一回他的手下在太白山南的优渤水拘得一个女子。在讯问下，这女子说：“我是河伯的女儿，名为柳花，和弟弟们出游，遇见一位自称是天帝之子解慕漱的男子。他诱我到熊心山下、鸭绿江边的一个房子中，发生私情……”金蛙觉得她很奇怪，便将她禁闭在屋室内。此时日光照她，她挪开身子逃避，但光影又追来。她因此怀了身孕，产下一个卵，约有五升多。金蛙将这卵丢给狗、猪，它们都不吃它；又将它丢在路上，牛马走过都避开它；后来又将它弃置野外，鸟儿们都以羽翼来护着它。

高句丽狩猎图（禹山458号墓壁画）-图片来源于网络

由此文本我们可以看出，首先，作者将中原史籍记载中的东明与朱蒙，视为同一人的名与字（讳），并赋予此英雄一中国之姓，高氏。这些皆显示其受中原文献中历史记忆的影响。然而，这文本内容更强烈流露的是，作者想要建立一个“不同于中原”的本土祖源历史之企图。这历史，显然是将两段各有完整情节之叙事结合在一起；前一段为金蛙之英雄祖先故事，后一段为朱蒙故事，中间还穿插了天帝解慕漱。其中有关朱蒙的叙事，却又大多引自《魏书》的相关记载。在时代较晚、成于13 世纪的高丽僧侣一然著《三国遗事》一书中，乘五龙车而降的天帝解慕漱为北扶余始祖，金蛙为东扶余始祖，朱蒙则为高句丽始祖。《三国遗事》这些内容，显示《三国史记》之高句丽祖源叙事至少结合了分属三个族群的祖源故事。在《三国史记》中，百济始祖温祚王，也是邹牟或朱蒙之子。

这样的文本，我们可称之为“边缘文本”。它们产生于各种群体认同与祖源记忆并存的边缘地带，产生于糅合这些祖源记忆以塑造新的群体认同之边缘时间。这个祖源历史文本，一方面表现作者金富轼对中原文献记忆的依赖，另一方面又在编辑、整合本地各种祖源记忆中，表现其建构多元一体之高丽人认同的意图。因此《三国史记》在此时出现的意义是，终于出现统一的高丽王朝，而政治统一与高丽整体民族意识形成相生相成；《三国史记》为此民族与国家情境建立一共同的起源记忆文本。此亦为情境与文本之互映。

与此相对，《三国史记》中很少提及箕子。如在书中《新罗本纪》部分，作者虽称新罗王室始祖出于六村朝鲜遗民，但未提及箕子，而是称其始祖为朴氏，名为赫居世。2 该书《年表》中的一段序言，更表达了作者对箕子的刻意忽略。此序言写道，海东（指本地）很早就有国家了；箕子为周所封，汉初魏满在此称王，这些事都年代久远，文献对此的记载也很疏略，因而难知其详情……借此原因，金富轼以新罗始祖（赫居世）即王位之年为年表记事起始。虽然如此，此年表以中原王朝正朔（历法）作为时间坐标。此显示在政治现实下，作者金富轼视中原为核心、正统，视高丽为“偏邦小国，臣属天子之邦”。

无论如何，《三国史记》的书写体例遵循中原王朝正史文类；不只其卷章结构模仿正史，其产生过程及选材、叙事之风格也都受正史文类概念之影响。与之不同的是，由于为私纂，一然所撰的《三国遗事》便不受正史及其他中国文类概念约束，其内容多含一些不合于中原典范历史观的轶闻与民间传说，而更能表现此时期高丽之本土记忆与认同情境。所以《三国遗事》虽成书晚于《三国史记》，但其收录的社会记忆反而凸显后者的高句丽祖源之说如何被选材及编辑制作。在《三国遗事》的记载中，百济王室始祖也是朱蒙；其文称“其父雏牟王，或云朱蒙”，或表示作者对此说稍有迟疑。无论如何，《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的这些王室祖源记事都有意忽略箕子，而强调本土的英雄祖先。

朝鲜半岛古史书《三国遗事》-图片来源于网络

更具意义的是，一位英雄祖先“坛君”出现在《三国遗事》中。《三国遗事》中记各王室祖先起源之卷为《纪异卷》；坛君便为此卷之首位祖先。在此卷之叙言中，作者首先引中国古籍记载，简狄吞卵而生下商王族始祖、姜嫄踩到巨人脚印而生下周王室始祖等等之说，而称：那么三国的始祖发迹有些神异，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是以中国文献中的帝王始祖神异故事，来为本土之坛君及三国始祖之神异性做辩解，并赋予这些神异叙事一些历史性。

《三国遗事》中有关坛君的神异记载（白话译文）如下。《古记》称，从前有（天神）桓因的庶子桓雄，对于人间世界很感兴趣。父亲知道这儿子的心意，便令他下到人间三危大伯之山视察，希望能对人世间有益。因此授予他天符印三个，派他前往治理。桓雄率领徒众三千人降于太伯山顶，一株神坛树下；这地方被称作“神市”，便因这是桓雄天王降下的地方。当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求桓雄将它们化为人。桓雄神给它们一把有灵的艾草及二十颗蒜，并对它们说，你们吃下，百日间不能见日光，便能得人形。熊与虎吃了，熊守着这些忌日因此变为一女人之身。虎不能守禁忌所以无法变成人。熊变成的女子，因没人能与她成婚，所以常在坛树下立誓请愿，希望能有孕。桓雄神乃化身为人和她成婚。熊女得孕生子，此子后来号称坛君王侯。在唐高即位五十年后的庚寅年，建都于平壤城，始称其国为朝鲜……。在周虎王即位的己卯年，他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便迁移到藏唐京，后来又隐居于阿斯达，成为这儿的山神，其寿共一千九百零八岁。

所谓唐高即位五十年，是指中国传说历史中帝尧（国号唐）在位的第五十年。在以上文本叙事中，作者称此故事来自《古记》，表示此说十分古老且有所本。此叙事称坛君建都于平壤，其国为朝鲜，这显示作者将朝鲜人认同的三个重要符记——代表共同血缘的坛君、代表整体空间的朝鲜、代表政治一体性的平壤城——综合在此关于坛君的叙事中；这是以一早于箕子的神性祖先坛君，作为朝鲜血缘、空间与政权的起始。在叙事之末，作者将箕子描述为一位远晚于坛君的外来者，而坛君避之而隐于山上成神。作者虽以民间传说（本土历史）中的坛君为起始，但他在叙事中将坛君神性化、遥远化，此与汉代蜀人扬雄将蚕丛等古蜀传说中的帝王神性化的笔法如出一辙。将坛君描述成神异性的祖先并不表示遗忘，相反，是将之置于社会记忆里不受争辩的神话范畴之中。至于箕子，在《三国遗事》中除了上文所称周虎王（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外，并无专节记载。

坛君在后来的本地文献中被书为“檀君”，并渐取代朱蒙，在朝鲜人认同中得到始祖地位——这是一个颇多转折并涉及诸多层面的历史变化过程。公元12—14 世纪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一个关键变化时期。一方面，统一的政治局面促进一体的族群认同；另一方面，高丽知识精英又倾向于以儒学、儒教来强调自身在文化上的优越性。部分原因为，长期受到鲜卑、女真、蒙古等部族政权的侵扰，使他们有意以“文明教化”来将自己别于那些游牧或半游牧人群，或更以此与中原王朝之人一争高下。无论如何，在檀君出现于朝鲜半岛的社会记忆之后，他隐喻着本地人的血缘、疆域、政权的共同起源，而箕子则隐喻本地文明教化的开创。

这种情况，到了相当于明清时期的李氏朝鲜（1392—1910）尤其明显。明代朝鲜人所著《朝鲜史略》中，首卷第一位英雄祖先便是檀君。相关内容为，东方最早并无君长，有神人自天降于太白山上的檀木下。国人立他为王，国号朝鲜，都于平壤，又迁于太白山。后来他在阿斯达山成神，他便是檀君。这同样是以君统血缘符号（檀君）、国族空间符号（朝鲜、太白山）、政权符号（平壤），来表述与强化朝鲜认同的历史叙事。而后，该书又介绍第二位英雄祖先，箕子。其文称，周武王克商之时，箕子率五千中国人来到朝鲜，后来武王便封他于此，都于平壤，这便是后朝鲜。这是将箕子描述为“外来的”、“受中国所封的”朝鲜后世君王。同样在明代同期，朝鲜史官徐居正（1420—1488）等曾编《东国通鉴》，在献进此书给国王的信笺中，作者们称：“念我朝鲜有国，古称文献之邦。檀君并立于唐尧，民自淳而俗自朴。箕子受封于周武，过者化而存者神。”由此亦可见，他们将檀君视为与唐尧同时并立的朝鲜始祖，时人纯朴，而将箕子视作带来文明教化的英雄祖先。明代董尚矩所著《朝鲜赋》中，有当时平壤城内外景物之记载。该文提及城中有箕子祠，箕子木主上题字为“朝鲜后代始祖”；祠附近又有檀君庙，庙中檀君木主之题字则为“朝鲜始祖”。此亦可见或因朝鲜儒学发展，或因文化上国之意象建构，或因强调其与中原之紧密关系，使得箕子不断被朝鲜作者视为替本地带来文明教化的英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