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蓝色的清流永久在发光（书里书外）

冯骥才

《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冯骥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

人愈老

童年的印象反而会愈清晰

就像春天留在草地里的脚印

在寒冬的雪地里神奇地显现出来

这就是

生命的记忆或者记忆中的生命

二

江行万里

在将入大海的一瞬

忽然掀起一个排天大浪

并回首

深情地遥望它

万里之外

依然发光

源头

三

没有人能够回到昨天

文字却能记住昨天

并把昨天的风景带给明天

一个人只有经历是属于自己的

如果我自己不写

谁会帮助我记住这些事情

有一条街曾经串连着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我会把多少故事留在这条老街上？

这条街名叫大理道。

它现在已经是驰名全国的天津五大道地区的一条“历史名街”了。但我家搬入这条街时，它刚刚开始建造20年。对于600多岁的老天津，这条街太年轻，为什么叫作“历史名街”？原因是它短暂的历史太不寻常。

自1860年天津开埠，英国人率先建立租界。1926年便开始用“海河清淤”的泥土在这里填坑修路，建房盖房，辟为街区。到五大道筑房盖屋的大都是来自全国的一些政要、被废黜的高官，乃至皇室遗民，再有便是做洋务、贸易、实业的商人。短短20年,一个风光独异的五大道街区就立起来了。

我的人生记忆是从五大道开始的。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两个家庭，两个巢。一个是父亲和母亲搭建的；后一个由我们自己构筑。父母的家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家。我们都是在父母的家庭里出生，学吃学喝，三翻六坐，蹒跚学步，牙牙学语，一点点通晓世间最朴素的常识，然后一边玩一边长大。父母的家天经地义保护着你，决不会让你受到外界的任何威胁，为你挡住一切自然的风雨和社会的风雨，但是他们不让你知道——他们是怎样付出、怎样做到的。他们把各种生活的荆棘都揣在怀里，面对我们时总是绽露着花开似的笑容，从来不需要孩子来分忧。

我的父亲来自千里之外的浙东，母亲来自鲁西南。虽然原本都是大家族，但到他们这一代都已没落。然而父亲很知努力，尽管只是在银行做一名职员，却全凭勤劳实干养活家人，并且很快有了转机。一方面由于银行总经理看中他的才干，提拔了他；一方面赶上一连串赚钱的机遇。人对自己的命运无法预知，他竟然像坐着过山车一下子跃上了人生的顶峰。

母亲不光漂亮，还能干。她与父亲虽然手里没有上一辈留下的任何财产，但穷能逼人想办法，逼人能干。所以，他们的家是他们两人由无到有共同创造出来的。

那时天下父母的分工好像都一样。做父亲的在外边奔波、找事做、找食、找钱、找东西，然后盖窝。待盖好了窝，里边一切的事都由母亲承担，生儿育女、柴米油盐、编织缝补，连冬天屋子里的热气儿也全由母亲操心。母亲要用一把菜叶、一盆面粉、一团棉花、一大堆零零碎碎创造出一个踏实又温馨的家来。

我出生以来，生活一贯而下，如一道波光粼粼的透彻的清流。虽然此中也有阻遏和磕绊，也许由于我的天性使然，在这道清流里我是快活的、无忧无虑的。

然而，我并不知道在这清流的后边，是时代的峥嵘与家庭的颠簸。

比如我的家从大理道115号迁到105号，便开始一个偌大家庭由盛而衰的转折。后来才知道是由于父亲在四五十年代之间，完全错看了形势，雄心勃勃投身实业而大举开办面粉厂和煤矿，最后企业破产，资不抵债，经济上伤筋动骨。后来我家这栋小楼已经变成一层一家，总共四家。各家烧菜做饭的气味彼此相闻，各家的人天天相互打头碰脸，生活完全另一番景象。

这期间，整个五大道社区也悄悄发生变化。

大的背景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国际关系的巨变。在殖民主义体系渐渐瓦解的过程中，中国开始向各国收回租界。辛亥革命后，在国内政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一些居住在五大道上的政坛要员一个个撤离；随之便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些大户举家移居，大批洋房空了下来，再后来我家对面的几所豪宅都改为公用。一些小洋房由国营房产公司接管出租。源源不断跑到五大道租房的人大多是工薪阶层。

街上的人多了，跑来跑去的自行车也多起来；出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沿街开始出现小小的杂货店和粮店；走街串巷的各类小贩也日渐增多。老城那边市井的烟火气一点点涌进五大道来。原本“华洋并立”的两个城区——本土的老城与旧租界开始相互渗透。城市的文化都是自然积累而成的，就像一个人的性格；改变一个人的因素很多，改变一个城市的因素更多。谁也想象不到它明天变成什么样子。

然而，不管生活怎么变，至少到今天，这里对于我依然有家的气息。家的气息是人间最深切的气息。

我离开五大道后，并没离开过天津。我后来住的几个地方离这里都不远，如果想去看看，驱车去到那条老街最多只需要半个小时。虽然时间愈久，对它会有愈多的牵挂，虽然常常想回到老街上走一走，特别是在秋天黄昏里或夏日夜雨时。但是我一直没有去，为什么？我似乎有点惧怕，怕一到那里，反而伤感。不如留在记忆里，让它一如一条纯净透明的蓝色的清流永久在那里发光。

生活在生活中失去，

心灵在心灵中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