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火、洋钉、洋灰：百年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被哪些进口货承包了

“洋油”“洋火”“洋钉”......这些老一辈人耳熟能详的称呼，早已淡出一代人的记忆。这些称呼背后，是一整段咱们国家从什么都靠“洋货”，到咬牙自己造出来的鲜活历史。咱们就捞点儿干货，看看这些“洋玩意儿”是怎么进来的，又是怎么被请出去的。

先说说照亮千家万户的“洋油”。这指的是煤油。在它来之前，夜里主要靠豆油灯，光线暗还烟大。

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想了个绝招——“买油送灯”。他们免费送或者低价卖一种漂亮的玻璃罩煤油灯，灯当然只能用他们的油。这一下子，从城市到乡村，连四川深山里的农户都用上了“美孚灯”。

玻璃罩煤油灯

在20世纪初，中国每年的洋油进口量达到了惊人的两亿多加仑，白花花的银子都流了出去。

转机出现在抗战时期，资源实在太紧缺了，地质学家们豁出命在西北找油。1939年，甘肃玉门的老君庙油井终于喷油，工人们激动得用脸盆接油。这“玉门油”虽然产量起初不大，但就像一束自己点的火把。从此，中国结束了完全依赖“洋油”照明的时代。

擦一根就着的“洋火”，也就是火柴，它的故事也挺曲折。

最早的火柴是19世纪60年代从欧洲传入的，属于稀罕物，价钱贵得离谱。到了19世纪末，日本火柴靠着价格低，几乎垄断了中国市场，当时十个火柴盒里，得有七八个是日本牌子。

中国人自己办火柴厂，是在重重挤压下开始的。

1887年，官商合办的“天津自来火局”成立，算是开了个头。但真正打出名堂的，是1912年在河北泊头建立的“泊镇永华火柴公司”。这家厂子后来发展成亚洲最大的火柴厂，它生产的“工农牌”火柴，便宜又好用，走进了亿万家庭，真正把“洋火”变成了“自来火”。

国产火柴

身上穿的“洋布”，冲击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的根基。

晚清时期，英国机器织的棉布，又便宜花样又多，潮水般涌进来，无数手工纺纱织布的农民没了生计。

面对这种情况，清末状元张謇的选择让人敬佩。他放弃了京官的大好前程，回到家乡江苏南通，决心“实业救国”。

1895年，张謇创办了“大生纱厂”。建厂困难极了，资金不足，连机器都是二手凑来的。但他就凭着股韧劲，硬是把厂子办了起来，用国产的棉纱去对抗洋布。

张謇

张謇的成功，像一面旗帜，带动了全国各地兴办纱厂的热潮。

盖楼修路离不开的“洋灰”，今天叫水泥。

中国自己生产水泥，起步于1889年开平的“唐山细棉土厂”（“细棉土”是水泥的早期音译）。但当时技术不行，质量差，没几年就停了。

真正的转折是在1906年，民族实业家周学熙重启工厂，更名为“启新洋灰公司”。他引进德国设备，狠抓质量，生产出的“马牌”水泥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拿了金奖。

从此，从天津的楼房到青岛的港口，中国重要的工程渐渐用上了国产水泥。

至于“洋马”，它不仅仅是高头大马，更多指的是西洋的自行车和汽车。

以上海为例，19世纪70年代，自行车作为新奇玩具出现在租界，当时叫“脚踏车”，只有极少数洋行买办骑得起。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邮政局开始用自行车送信，它才逐渐成为实用的交通工具。而第一辆汽车是1901年由匈牙利人带进上海的，随后富豪们争相购买，光是汽车牌照的号码就成了身份的象征。这些“洋马”彻底改变了城市的节奏和面貌。

1950年7月5日，天津自行车厂研制成功，并生产出“飞鸽自行车”，这是中国第一辆全部国产化的自行车。

飞鸽自行车

这辆自行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自行车工业的起步。当时，研制团队克服了原材料短缺的困难，甚至用汽油桶改制车架和车把。早期样车因工艺不成熟被称为“礼拜车”，但通过改进轴皮加工精度等技术，最终实现了轻便、坚固的特点。

“飞鸽”品牌名称寓意和平，象征着新中国工业的自主探索。它不仅成为民族品牌的代表，还承载了几代人的生活记忆，如今仍在转型中焕发活力。

最后，看看家家户户那个印着大红花的“洋瓷盆”，也就是搪瓷盆。它是在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的，因为轻便、耐用、不生锈，迅速取代了沉重的木盆和易碎的瓦盆。

新中国成立后，搪瓷制品大发展，脸盆、茶杯、饭缸成了家家必备的“国民三件套”。那时谁家结婚，陪嫁里要是一对印着“喜”字或鸳鸯的搪瓷盆，那是相当体面的事儿。

所以啊，从点灯的火、穿衣的布，到出门的车、安家的水泥，这一连串的“洋”字，记录的是一个时代的困窘。但更值得记住的，是像张謇办厂、玉门采油、启新造水泥这样，一个个在困境中摸索、实干的故事。他们用实际行动，一点点把生活的主权夺了回来。

这些“洋玩意儿”称呼的消失，不是因为人们忘了，而是因为咱们自己手里有了，腰板挺直了，自然就不需要再格外强调那个“洋”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