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众起诉政府不作为，气候危机能靠法庭拯救吗？

文︱刘澜昌

18日，日本将迎来一场意义非凡的法庭审理。数百名民众将向中央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作为“违宪”。这是日本首次尝试用法律手段直接追究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责任。450名原告声称，政府应对气候危机的措施严重不足，已经危及他们的健康和生计。他们在诉状中写道：被告未能保障公民享有安宁生活和稳定气候环境的权利，这本身就是宪法上的缺失。

细看日本现行的减排目标，国家自主贡献（NDC）明确提出，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3年减少60%，到2040年减少73%。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份有野心的承诺。但问题在于，这些目标并没有法律约束力，也远低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全球减排提出的要求。理论上，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放慢步伐，留给民众和地球的，却是逐渐升温的风险。

诉讼本身，胜诉的可能性并不高，但它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一种强烈的公共话语：气候危机不只是科学报告里的数字，也不是政治演讲的口号，而是关系到每一个普通人生活质量的现实问题。将国家的不作为拉进法庭，让法律成为舆论和道德的放大器，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压力方式。它试图告诉政府：你不能光在会议上点头签字，而不付诸行动；你不能把“减排目标”当作文件存在，就当气候问题解决了。

从法律角度看，如何定义“违宪”的不作为并非易事。过去，日本法律体系中很少有针对气候危机的判例。诉讼方将宪法赋予公民的安宁生活权与稳定气候环境联系起来，这是对传统法律解读的一次大胆扩展。如果法庭接受这种逻辑，判决将不仅仅是对政府的警告，更可能为全球气候诉讼提供先例。

社会学意义同样不可忽视。这起诉讼比以往的环境案件更具突破性：它不是针对单一项目或污染事件，而是针对整个国家政策体系。450名民众集体行动，意味着气候危机已成为民众切肤之痛，而不只是环保组织的议题。通过法庭，民众可以把抽象的气候变化具体化，让每一次庭审成为公众讨论、媒体报道甚至政策辩论的催化剂。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案件带有强烈的象征性。即便法庭判决不利，也会向公众释放信息：公民在面对国家不作为时，可以通过集体诉讼表达不满，形成舆论压力。这种压力既针对政府的政策，也针对社会整体的气候意识。气候危机不是一夜之间发生，它积累于政策迟缓、能源结构滞后和全球排放增长。诉讼像是一记警钟，提醒政策制定者，行动的延迟会带来无法回避的后果。

与此同时，这起案件也暴露出全球气候治理的普遍困境。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既有技术手段也有资源能力，但在政策落地上仍然存在滞后。全球气候协定要求各国控制升温幅度在1.5摄氏度以内，而实际减排路径常常因政治、经济或社会考量而打折扣。日本民众用法庭把气候问题推到公共议程，无疑是对政府承诺和实际行动之间差距的直接揭示。

在舆论层面，这类诉讼具有极高的共鸣感。气候变化不再是远在南极的冰川消融，也不是难以理解的温室气体公式，而是空气质量、粮食安全、自然灾害频发的现实体验。诉讼把国家责任、法律权利和个人生存体验绑在一起，让公众在信息碎片化时代，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这种策略，或许比任何政策宣讲更有力。

法庭能否真正拯救气候？或许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通过法律程序，气候危机从科学报告、政府白皮书和国际协议，变成了每个公民可以直接触碰、质问和监督的对象。450人的起诉，不仅是对日本政府的挑战，也是对全社会的提醒：气候问题无小事，延迟和忽视都是代价沉重的选择。

东京法庭的开庭日期，意味着一种象征性的力量正在生成：民众不再只是旁观者，他们正在用法律手段将气候危机变为社会议题。这种力量，或许无法立即改变温室气体排放曲线，但它已经开始改变舆论曲线和公众认知。气候危机的法律战，才刚刚开始，而日本民众的诉讼，将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新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