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记本与生活新知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曾国藩《緜緜穆穆之室日记》书影 作者供图

徐志摩日记 作者供图

民国八年学校日记目录 作者供图

记日记作为人们记录生活、修身自省的行为，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其物质载体，日记本的形制也历经变迁。在近代，日记本这一看似私密的记录介质，其形态与功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从传统士人修身养性的“考德簿”，逐渐演变为承载新知与生活常识的“百科手册”。这一转变，不仅反映出印刷技术与商业出版的进步，更承载着近代国人接纳新知、塑造自我的历程。

理学家修身的日记本

带有预定格式的日记本，出现在南宋中后期，与宋明理学的兴起密不可分。朱熹门人黄榦所创《日记式》，每日十六行，分设“岁次”“天运”“所寓”“读书起止”“出入动作”“善言善行”“宾友”七栏。曾国藩咸丰元年（1851）的日记，每日列有“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八栏，亦写于预印的版格之中，从中可窥传统日记本的形制。这类日记本的作用在于记录每日言行与读书所获，以资学者修身，所谓“工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也。能不间断，则一日所读虽不多，日积月累，自然充足”（语出清人陆陇其《示大儿定徴》）。在借“温故”达到“知新”的过程中，个人的修养与学识双双得到陶冶，从中亦可见日记本这一载体与知识的勾连。

理学家创制的日记本，在宋明以来的书院教育中得到较广泛的应用，记日记成了学子日课的重要环节。时至晚清，新式教育开始流行，但带有预定格式的日记本仍留存下来。如甘鹏云1893年所记《菱湖日记》，即将自己的日课条例定为“读书”“省身”“执事”“接人”“时务”五科，其中“时务”一科的出现，反映出延续自理学修身品位的日记本，开始具有了接引近代新知的一面。

近代制式日记本

19世纪末，一种更具近代色彩的制式日记本开始在市场上出现。这类日记本采用西式装帧，与晚清的印刷出版革命同频共振。就形式而言，除保留了传统书院日记制式的部分条目外，还于每页留白处印有简要的常识性知识与生活信息。这类日记本的贩售信息往往和新刊新书放在报刊同一栏目中加以介绍，可见在时人的意识中，它们也是承载信息、传递知识的出版品。

这类日记本的出现，应是受到日本的启发和影响。明治、大正年间，博文馆、金港堂等日本大型出版机构先后推出《当用日记》《怀中日记》《学生日记》《家庭日记》等种类日记本，行销一时，博文馆还曾面向朝鲜等地推出过更为在地化的《当用日记》版本。这类日记本每日分栏记录行事，后附月历、法令、邮政等实用信息，俨然是一部个人生活与国民常识的百科手册。

晚清留日学生是这类日记本的一大使用群体。黄尊三留学期间，每年伊始均会购入。他在1907年元旦记下：“八点钟起，至书铺买标准日记一册，又名明治日记，日记簿之上下空白，载英日文伟人格言，颇益于个人修养，拟每日课余，译记一二，以为修养之助。”1911年元旦，他于早膳后“至外买加藤咄堂所编修养日记一册”，认为“日记重要部分，分外的生活，内的生活，读书，社会杂事各种，余拟仿而记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日记本开始被引入中国，商务印书馆则是最重要的推动者。商务印书馆1904年贩售的《袖珍日记》，其中“备载日辰、节气、万寿、忌辰、西历礼拜日期、各国君后生日、海关银行假日”，还有“朋友姓名录、往来书信表、电报邮政章程价目”，可见日记本已成为民众取得生活资讯的重要来源（《光绪三十三年丁未袖珍日记》，《申报》1906年12月26日）。稍后推出的《光绪戊申学堂日记》，更将日记本传递新知的色彩展现得淋漓尽致（《上海商务印书馆最新出版》，《申报》1908年1月12日）：

是书备学堂诸君练习记录文体，及研究普通学术之用。除日记用纸以外，搜缉普通各科中最切要之表式凡一百余种，既便检查，又可以窥各学科之门径。其中如伦理、历史、地理及动植物、矿物、生理各科等表，皆为最新最备最便利者。又如历法、推算各表，及算学、物理学，诸公或苦心采集，或自出心裁，皆各书中所未经刊行之新著作，与抄录旧籍者迥异……更于日记用纸上附录名人诗句，尤有兴趣。

其后，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日记本不断更新。如其1919年贩售的《学校日记》，不仅附有“节气星期表”“阴阳历参照表”“五千年间星期检查表”等节令信息，还有“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试验成绩表”“书籍目录”等与学校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更附带“邮政寄费表”“卫生法”“育儿法”等日常小百科，“急救法”中还详细列举了诸如“电伤”、“火患”、煤气中毒等各类意外的解决办法。可以说，到了民国时期，这类日记本作为“百科手册”的一面更加凸显了。

这类新式日记本涌入市场，迅速获得士人学子的青睐。胡适1906年3月18日的日记，便有“至棋盘街购书（《自治日记》及《华英学生会话》）”的记录。其《澄衷日记》的编者指出，“当时他用的是书店出售的一种专用日记本”，“这种日记本每日一页，每页有‘记学’‘记事’栏目，大小皆固定，超出栏目的文字，只能写在卷末的‘补遗’里”。徐志摩1911年2月19日的日记中，也有“夜间到清和坊商务印书馆购《学堂日记》并杂记簿各一”的记录。

读书人的案头百科

商务印书馆销售的各类日记本风靡一时，成为许多读书人的案头必备。现存严复日记便是用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袖珍本子写成，“每册横宽七厘米，纵高约十四厘米。每面居中印有横线一条，把上下栏分为两日”。汪荣宝亦使用了商务印书馆的《学堂日记》和《官商通用日记》，这是“在当时很时髦的三十二开精装日记本。除每页标有阴阳历月、日、星期外，还附有课程、名言、交际、通信等栏目”。顾颉刚1913年的《梨云日记》，使用的也是商务印书馆的《自由日记》，赵元任亦曾用过商务印书馆的《袖珍日记》。

日记本每页纸上附录的名人诗句、格言，更成为学子学习新知、修身养性的资源。黄尊三尤爱抄译这些日记本页面留白处的西人格言，如“人生进步，非一跃而成功，吾人当满足一步一步之暂进”（1907年2月15日）；“建筑高者，其基础不可不深。业不勤则不精”（1907年4月23日），等等。在他看来，这些格言不仅“补益于我之身心实多矣”（1908年2月1日），亦可作为英、日文学习之一助。恽代英十分看重格言的作用，认为格言“足以淘淑身心，乃不可诬之事”（《编辑室谈话》，《光华学报》1917年第3期），他坚持每日在“日记上格仍记格言”（1918年5月2日），遗漏之日还会专辟时间补录（5月28日）。这一年恽代英于日记上方留白处共搜录“奇特而自以为恰当”之格言共计几十条。他把这些格言当作座右铭，借之陶冶品性。瞿宣颖则在1917年3月29日的日记中反思道：“偶阅此日记上端所录格言，不必看其姓名，但流目一览，已可辨其为诸子，为宋明语录，为西哲学说。此非天然有此界别也，文字之风尚为之耳。”日记本所录格言，同样为他学习中西文学提供了灵感。

日记本不仅满足民众收获新知或生活资讯的需求，还成为使用者搜集知识、加以记录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将知识化为生活实践的见证。恽代英便对近代卫生学知识尤为关注。他特于“日记中辟一栏，名为家庭医学，录望、闻、问、切之法”，兼录一些日用药理常识（1917年2月9日）。之后数日，他连续在日记中抄录卫生保健知识，或涉及寝室清洁，如“就卫生言之，凡粗重占面积甚大之物，必须能自由移动，以便清理”，并建议每日可早起一二时，专为清理之事（2月21日）；或关乎日常养护，建议沐浴不用肥皂，“以手摩擦去垢，是沐浴时得兼享按摩之益”，且可避免肥皂中杂质损害皮肤。由此，恽代英形成一套自己的养生保健法。如他提倡冷水浴，称它有益健身，“热水浴为去体内外之垢也。为温水浴，去垢则不能及于体内，健身则不若冷水浴”（3月2日）。他对八段锦亦颇青睐，其为互助社制订的组织办法中，首要事项即为每日练习八段锦，“每星期八点至十点，必到场学习。每日清晨必自己练习，在校各生练习时合同行之”，以此革新社员惰气（1916年11月27日）。他还在日记中多次记录练习八段锦的过程，以作为自我督促与修身之用。

近代日记本经历了从理学家“敬怠善恶”的记录簿，到士人学子案头“生活百科”的变迁过程。诚如商务印书馆的广告所言，近代日记本“搜辑普通各科学中最切用”之内容（《申报》1910年12月22日），既延续了传统士人的修身理想，又融入了塑造近代国民的追求，在方寸格栏之间，见证了时代的新旧交织。

（作者：苗祎琦，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