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主席深夜致电周总理，指示：郑位三享受副总理级的待遇

1955年8月15日傍晚，东长安街的灯光次第亮起，机关干部三三两两走出办公楼，嘴里议论的却不是当天的公文，而是一份尚未公布的“行政工资级别表”。大伙好奇，也有几分紧张：新制度一落地，几十万人的收入就要重新划档。说话间，一名老干部压低声音：“听说郑位三同志的档次还在商量。”一句话，让人想起这位屡建战功却久病在身的“位老”。

夜色加深，中南海里却没有真正的黑暗。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台灯亮着，窗外的梧桐树在风里沙沙作响。毛主席摊开那张工资定级草案，笔尖停在郑位三的名字上。烟雾缭绕，他看了很久，把纸叠好放在案角，随后抓起电话直拨西花厅。“我就知道你还在处理文件。”电话那头传来周恩来的低笑，没有寒暄，两人很快进入正题。

郑位三，1925年入党，黄麻起义的生力军，鄂豫皖根据地的主心骨，新四军二师政治委员……履历写成厚厚一册。遗憾的是，1949年后，他因多种疾病脱岗休养，严格说来已无行政职务。难点就在这：制度规定“职务对号入座”，可革命岁月留下的人，对号却往往空缺。

毛主席直截了当：“按战功论，他够资格；按病残论，他不应吃亏。”周恩来翻看自己记满批注的小册子，低声回应：“三级工资、副总理待遇，你看稳妥吗？”电话那端沉默几秒，只听“可以，就按这个办。”短短一句，为这位老将定下了新中国最优厚的生活保障之一。

临近凌晨一点，西花厅的灯才熄。周恩来关掉台灯前，在文件上补了三个字——“已批准”，下面标注时间：1955年8月16日0时58分。

消息保密，却总有风声。几天后，北京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李先念探望郑位三，随手递过一张报纸，笑着说：“位老，组织没忘你。”郑位三撑着病榻坐起，摘下老花镜的刹那，情绪有些激动。他喃喃一句：“革命可不是为了待遇呀。”李先念拍拍他的臂膀：“可你得活着，也得安心。”

有意思的是，新制度明确副总理每月津贴300元。当时北京市面上一斤猪肉不过两角，普通干部听来简直“天文数字”。然而郑位三收到第一笔津贴后，立刻交给湖北省驻京办，请他们设立“烈属子弟助学金”。开支单据里，一笔笔写着姓名、籍贯、金额，没有一份指向他本人。

再说身体。1956年春，中央特批他赴北戴河疗养。海风很凉，他却常把医嘱抛到脑后，吩咐工作人员收集基层来信，白天看海，夜里伏案。护士劝他休息，他只回一句：“现在用脑，比当年用枪省力。”轻描淡写，却透着倔强。

1960年冬，北京迎来罕见大雪。第三届政协会议上，郑位三被推举为常务委员。他的发言不长，却对加强中部铁路干线建设提出具体路线图，与会者称“条理清晰，像年轻工程师”。会后，有记者追问他为何熟悉技术细节，他笑道：“读书，求人，不懂就问，办法总比困难多。”

时间转到1973年。那年3月，周恩来住院化疗，仍惦念老友，专门批示：“郑位三工资照发，搬回原住处。”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让位老再次脱离纷扰，得以安心医治。遗憾的是，病灶已深入骨髓，1975年7月17日清晨，他在北京医院停止了呼吸，终年六十七岁。

8月3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追悼会准时举行。邓小平主持仪式，李先念宣读悼词，提到“行政三级”时，他略顿半秒，目光掠过上百名老兵——当年同生死，此刻共送别。有老战士悄声说：“位老从不提级别，倒是组织先记住了他。”

多年后，查阅那份1955年的工资档案，“行政三级”依然醒目。文件纸已泛黄，可旁批的铅笔字依旧清晰：为党为民，病残不弃，待遇从优。审阅者的签名处，笔锋沉稳，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