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戴手铐走完长征，开国大典前夕，毛主席见到他问：你是哪一个

1969年3月9日晚，合肥细雨，悼念花圈在灯影下摇晃。新闻电稿只有短短几行：朱光同志病逝，享年五十七岁。很多年轻干部看着名字一脸迷惑，而在会场角落，几位上了年纪的老战士却红了眼眶——他们记得，三十多年前长征途中那个手铐叮当作响却始终跟着队伍前进的广西客家人。

追溯到1929年春，上海法租界的看守所阴冷逼仄。朱光脚腕被九斤重的铁链锁得生疼，可他咬紧牙关，一句话没吐给敌人。那一年，他二十七岁，正读上海艺术大学，年轻气盛，却因叛徒告密锒铛入狱。严刑拷打后，他被押解北上，途中仍瞅空把革命情报塞进一块肥皂递出，狱卒却全然不知。顽皮？更像是一种本能的机智。

1932年冬，陕南城固县的小河口村夜色深沉。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火药味十足，朱光对张国焘的“家长制”连珠炮式批评，惹怒了这位“西路王”。张国焘旋即挥刀清洗，数百名骨干惨遭杀害。朱光因会写地图、字迹秀逸，被押而未杀，双手铐链由此落定。从那一刻起，他知道自己命是捡来的。

1935年春，草地水草没膝，风声像锯子割耳。朱光一边拖着铁链，一边在皮夹里画线路图——这是他的“报到册”，每翻一页就意味他离陕北更近一步。雪山顶上缺氧，他喘得发紫；草地里水苔打滑，他干脆跪着爬。战友们开玩笑：链子是地主老财的枷锁？朱光嘿嘿一笑：“这是张国焘借给我的负重练习。”

到达延安那年，他解开手铐，手腕两处深痕未褪。凯丰发现这位“戏剧人才”，把他调去鲁艺。排戏、改剧本、教学生，朱光都来劲。有意思的是，他演莎士比亚时混杂客家腔与粤腔，观众却乐此不疲，称他为“窑洞里的哈姆莱特”。就是在鲁艺，他与香港回来采访的姑娘余修重逢，十年情愫，于窑洞简办婚礼，中组部李富春当主婚人，毛主席坐小马扎观礼，连声调侃：“土包子居然把才女拐到陕北！”

延安岁月里还有一段插曲。1938年春，上海青年作家携四册莎剧到访，毛主席爱书成癖，一见如获至宝。朱光眼巴巴看着，忍不住抢白：“见者分一半！”毛主席笑骂：“岂有此理！”两人你来我往，戏谑却在理。最后，毛主席留下《哈姆莱特》《李尔王》，朱光怀里揣走《奥赛罗》《仲夏夜之梦》。旁人看得咋舌：政治局会议之外，他们居然为剧本争得面红耳赤。有人说，这件小事让毛主席记住了朱光的“贪书”脾气。

1940年起，朱光调任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随朱德辗转太行。日军扫荡，他帮朱总司令整理文件、批示电报，晚上则窝在油灯下看莎剧。炮火声掩不住读书声，战士们常打趣：“老朱手里一叠文书，一叠剧本，白天打仗，夜晚排戏。”

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东北任嫩江军区政委；再后来南下主持长春市政府。1949年9月，中央一纸调令：赴广州筹建人民政府。北至南，火车要换三次，他索性把路过北京列入行程，理由简单：向老首长汇报。

1949年10月1日清晨的北平已有节日气息。朱光先敲开朱德住宅，刚进门就看到毛主席端着茶碗坐在炕沿。领袖抬头瞟他一眼，故意装糊涂：“你是哪一个？”朱光抱拳回答：“朱光是也。”一句古风自报家门，引得屋里一阵笑。短暂寒暄后，毛主席把他拉到书房，又旧话重提：“这回可别再惦记我的书柜。”朱光轻声回：“主席放心，南方工作紧要，没空抢书。”便是这一句，让毛主席对他的南粤之行更加放心。

广州十三年，朱光几乎吃住在办公室，雨污分流工程、江河航线疏浚、工人新村建设，他事必躬亲。有人统计，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常年只有两样私人物件：余修寄来的家书和那半套莎士比亚剧本。试想一下，一个地方大员下班后默默翻剧本，这画面颇具反差感，却也说明他活得不失本色。

1964年，毛主席南巡抵穗。朱光陪同沿珠江缓步，主席忽然问：“你多大啦？”“四十七。”朱光答。毛主席拍了拍他的肩：“年轻得很，大有作为。”旁人听来是鼓励，知情者却明白，那是对当年长征同路者的肯定。

可惜天不假年，文革风暴卷到他身边，旧病复发，终至合肥病床。临终前，他吩咐把那四本剧本交回广州图书馆。护士问缘由，他气息奄奄仍坚持：“公家物件，不能私存。”

朱光这一生并不象征轰轰烈烈的辉煌，却在关键节点留下独到印迹：九斤手铐成了毅力的注脚，争抢书本折射出对文化的执拗，十三载南粤政绩说明革命者并非只会战场冲锋。对于熟悉他的人而言，毛主席那一句“你是哪一个”早已成了重逢暗号，也是一种诙谐的肯定——确认他既是朱德的秘书，也是会抢莎士比亚剧本的“南国社元老”，更是长征路上戴着手铐却绝不掉队的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