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周总理得知一人被开除党籍直言：这个涂木匠顶多是脾气暴躁

1962年3月的一个傍晚，国务院值班室送来几份干部处理文件。周恩来翻到其中一页，眉头一皱：涂作潮，开除党籍、行政降级。随即抬头对办公厅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这个涂木匠顶多是脾气暴躁，怎会反党？”这句话后来在中南海流传甚广，也把一段传奇往事重新拉到聚光灯下。

会场里安静下来，许多人第一次听到“涂木匠”这个外号，心里满是疑惑。可对电讯系统的老同志来说，这个名字如雷贯耳：早年上海地下电台的机务骨干，长征时躺担架也要把报机背在身旁的人，就是他。

1903年5月11日，湖南长沙东乡郭东渡，一个贫困木匠家庭诞生了第三个男孩。长到十三岁，他跟着二姐夫学习木工，天天锯木刨花。别看只是个学徒，长沙泥木行业大罢工时，他端茶送信忙得脚不沾地。罢工胜利，老板却把这个“闹事胚”开了。生活逼人，他挑着木箱北上上海，只想找口饭吃。

1924年春，恒丰纱厂的车间里机器轰鸣。夜班结束，工人夜校亮灯，涂作潮挤在角落抄字。李立三找他谈话，听完身世后说：“和咱们一起干吧。”当年夏天，他在林育英、蔡林燕介绍下入党。入党手续不复杂，危险却真的不小，警探、工贼时时盯梢，谁被抓走都不奇怪。

五卅惨案爆发后，组织把一批暴露同志送往苏联东方大学。二十五岁的涂作潮第一次坐上远东列车，窗外白桦林飞快倒退。东方大学工人班课堂里，他对无线电两眼放光。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期间，他负责会场器材调试，短短几天，周恩来记住了这个“木匠”。周举起手在他肩头轻拍：“回国就叫你‘木匠’，名字好记，也方便隐蔽。”

1928年底，他又被送到伏龙芝军事通讯学院深造。放鸽、放狗、测绘、修车，他样样学；然而真正让他血脉喷张的，还是收发报机“哒哒哒”的节奏。次年秋，他加入刘伯承统领的远东支队，随后潜回上海，钻进英租界福康里9号实验室，把第一部完全自制的地下电台捣鼓出来。

1930年秋，巨籁达路391弄12号窗帘半掩，外面招牌写着“福利公司电工厂”。里头却是无线电训练班。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缴来一台残缺电台，零件散落一地，涂作潮蹲在杉木板上三昼夜，终让它亮起微弱红灯。朱德、郭化若等人隔空指挥作战，全靠那只电台撑起信息线。

宁都起义前夜，前方消息突然中断。总司令部灯火通明，报务员急得跺脚。涂作潮掀帘进屋，三下五除二拆机、接线、试波段。半小时后耳机里传来电流“沙沙”声，他朝报务员吼：“对方应答了，再不起来工作，后果自负！”对方这才翻身开工。事后左权说：“真要论技术，这小子排第一。”

1934年长征出发，他瘫在担架上，恶性疟疾高烧到四十度。医护劝他把机件扔掉减负，他摇头：“通讯要断，你我都白走。”走到湘粤赣边界，他与主力失联，只好随游击队隐匿。器材全部砸毁掩埋，他扛着仅剩的工具包，辗转六省夜行五千里，靠木匠手艺换盘缠，最后钻进上海弄堂。

1936年夏，西安急需电台联通延安。刘鼎拍电报：“木匠先别回来，此地离不开他。”涂作潮花十五大洋买下日本收音机，两昼夜拆改成“哈特莱”5瓦机。西安事变爆发第五天，他将百瓦电台送到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第一份通报由此发向延安。张学良公馆里再见周恩来，周握住他手臂：“老伙计，又立大功。”

抗战时期，他坐镇上海福生无线电公司，表面接旅客修收音机，暗地把情报源源送往陕北。报务员李白被捕那回，敌人搜到涂作潮亲手改装的收报机。李白死咬自己是商人，硬是瞒过去。李白出狱后感叹：“木匠的机器救了我一条命。”

1949年，他作为军代表接管上海两大电讯公司。机关配专车，他买月票挤电车。某天去子弟小学接孩子，校门口公务车停了一排，他把车牌抄了交市委：“汽油是公家钱，不能这样用。”此后，学校周边公车明显减少。

1959年，他在一次会议上直言设备采购浪费，被人扣上“宗派”帽子，随后遭开除党籍、降级。有人劝他低头求情，他反倒自费买零件研制便携手摇发电机，送给边防部队试用。技术处负责人打趣：“下岗老木匠还在折腾。”他咧嘴：“老子就剩这点本事。”

文件送到周恩来案头后，两个月内，中央复查组重启调查。涂作潮的党籍、级别相继恢复，人却没多说一句客气话。61岁那年，他被安排到四机部休养，依旧蹲在工房磨螺丝。有人问他图啥，他淡淡一句：“机器运转顺畅，比啥都踏实。”

1980年冬，北京市招待所摆了十桌酒席，中央调查部请老同志叙旧。部长罗青长举杯：“涂老先生，小弟敬你。”涂作潮把杯一碰，低头自顾自喝。席后他只留一句话给儿子：“酒不错，别带回去，路上麻烦。”

1984年12月，81岁的涂作潮病逝。他留下厚厚几箱资料——从英租界到延安，从上海到皖南，电讯密码、材料清单、设备草图，密密麻麻；留下的另一样，是那台早已退役的小型手摇发电机，摇把磨得发亮，齿轮至今无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