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像侯孝贤的侯孝贤电影，揭露国民党黑历史

《悲情城市》是侯孝贤导演的作品中口碑最好的一部，不过他本人却不是很喜欢自己这部作品。

或许是因为这部电影与他所追求的自然主义风格冲突较大，故事发生在他出生前的年代，主要情节也完全是朱天文编出来的，唯一跟他本人密切相关的，大概就是时代情绪。

片中的台湾刚光复，片外的台湾刚解严，两个时代的人都是先松一口气，然后对未来充满迷茫。

在一部文本表达诉求极其强烈的作品中，任何调度都可能走向符号或者隐喻，使得作品逐渐脱离了影像本身。当然从观众的角度看，他的个人风格还是非常浓烈地展现在这部电影中。

这期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侯氏风格。

影片在出字幕的时候就先放出裕仁投降诏书的声音，然后再给出画面，林家的大哥林文雄正在烧香，他的情妇正在生孩子。

日本投降后，台湾也将迎来新生，不过就像人的命运一样，台湾的未来也很难预测。

文雄走到厨房，镜头跟着摇过来，厨房点了蜡烛，过了一会，文雄头顶的电灯亮了起来，原来刚才一直停电。画面中的光线全都有现实基础，这也是侯导一贯的写实风格。

如果喜欢文字游戏的话，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光复”二字的具象化，不过这种明喻绝对不是侯导的电影里最珍贵的东西。文雄离开画面，字幕出现，孩子就叫光明，还真的是很直白。

一轮光明意象之后，打出片名，搭配神思者的配乐，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光明，而是悲情。留白的空镜头让情绪更加绵延不绝。林家大摆筵席，屋内灯火通明，不再像之前那样昏暗。

这些人讲的都是闽南语，所以是本省人，也就是说他们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过。

镜头还是固定镜头，只是前景多了一些阻挡的物体，人物时而被遮挡，时而显现，整体构成一幅十分生活化的景象。文雄跟阿公说老四今天没空，但他已经找了人代替老四来拍照。

这里交代老四是个摄影师，摄影是一种记录的工作，记录的东西可以是生活，也可以是历史。林家拍了张全家福。随后色调突变，BGM响起，再度悲情起来。

画面中全是自然光，明暗界限分明，可能是专门等云飘过的时候拍下这个镜头，人物在画面中只占据很小的一部分。

右边两个人物走入草丛之后，又有另一些人从草丛中走出来，犹如动态山水画。

此时的旁白是吴宽美在读自己的日记，她用的还是昭和这个年号，闽南语中也夹杂着日语，比如哥哥叫尼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上学的时候都要学日语。

宽美此行要去山上的矿工医院当护士，哥哥没空接她，于是派好友林文清来接。文清跟她的关系似乎不错，还专门采花给她。

宽美来到文清的工作室，看到这里有很多照片，文清是摄影师，所以他就是林家的老四。文清是聋哑人，因为这个角色是本省人，而梁朝伟不会讲闽南语，所以干脆就给了这个设定。

侯导经常根据演员的实际情况来改剧本。文清和宽美靠写字交流，这里透露林家老二和老三都去打仗了，至今无音讯。

宽美的哥哥吴宽荣带了一些朋友过来，有老师，也有记者，大家都是有志之士。

众人聊天过程中，文清告诉宽荣，小川校长发病了，所谓的病大概是指痴呆症，他最近总吵着要去台南见一个朋友，但那个朋友早就去世。

日本投降后，日侨遣送处派船来基隆接日本人回国，小川却在这时候执意要去台南，注射药物之后才平静下来，他的女儿静子非常担心。

这一段的BGM是日本民谣《故乡》。不过小川似乎分不清哪里才是故乡了。

医院找了老师来教医护人员讲国语，教的都是跟患者交流的用语。这些人只会闽南语和日语，现在光复了，必定有外省人进来，就必须用国语交流了。

文雄也来到医院，原来老三林文良已经回来了，但却患了疯病，小川也是神志不清，两个人因为长期生活的环境，都对民族和立场的概念比较模糊，以致于迷失自我。

晚上文清跟新认识的朋友吃饭，聊的内容虽然跟时局有关，但比较轻松，比如光复后那些日本国旗现在没有用了，有些节俭的人家就拿来给小孩做裤子，导致他们的屁股都是红色的。

大家对光复都感到欣慰，但宽荣直言陈仪是土匪，他对国民政府不抱期望，大家马上禁止他谈国事。

好不容易迎来和平局面，多数人都希望能够彻底放松一下，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宽荣确实一语成谶了。

文清作为主角，在这场戏里被安排在一个边缘的位置，全程背对镜头，默默干饭，他听不到大家在聊什么，有时候看到别人都举起酒杯了，他也跟着举杯。

就算他是梁朝伟，是大明星，也没有获得特权，一切都要为影像服务。文清还主动承担一些服务型的活儿，比如东西吃得差不多了，他就去外面帮大家买烤串，反正他在屋里也说不了话。

出到外面之后，也没有马上给他特写，而是一个大远景的固定长镜头，街上非常热闹，所有人都做着自己的事，仿佛这一切都不是演出来的，而是真实发生的。

人物完全融入到场景当中去，文清也只是景的一部分，他从店里出来后，很快就淹没在人群中，不仔细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下一个镜头我们才看到文清的脸，买烤串的时候周围有人在唱《流亡三部曲》，但文清听不见，无法参与，镜头再切回饭店，朋友们隔着一层楼都听到了，于是也跟着唱起来。

室内唯独文清缺席，大家对时局的参与度都非常高，而文清可以代表另一个群体，无权无势，也没有话语权，只是静静地通过拍照来记录现实。

影片随着大家的歌声切到一个空镜头，然后雷声响起，风雨即将来临。

静子来医院找宽美，她带了哥哥的两件遗物，一把竹剑和一首诗，托宽美交给宽荣，因为宽荣和她哥哥是好朋友，还有一件和服是给宽美的。看来静子快要走了。

影片对这段友情的刻画就像文清的照片一样，是一种偏感性的记录，淡化了立场。

宽荣收到遗物之后，说起日本人所欣赏的樱花精神，明治时代，有个少女跳瀑布自杀，因为面对灿烂的青春，怕失去以后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学习樱花，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

她的遗书鼓励了许多年轻人，当时正是明治维新充满热情的时代。如今台湾也将迎来新时代，那些知识分子都充满了热情，樱花精神的故事也预示了他们的结局。

有一群人到医院来找文良谈生意，文良马上就不疯了，还跟他们一起吃饭，身份的困惑被眼前的利益治好了。这帮人的老大是上海佬，画面最右边这个叫阿嘉，他是跟着文良的大哥混的。

上海佬看上林家的船，想让文良瞒着大哥，帮他们运米和糖去上海卖，再走私一批货回来，赚两趟钱。

这个房间之前文清也来过，知识分子挥洒爱国热情，与生意人密谋发国难财，都发生在同一个场景。这片土地本身也像一台相机，记录着人间百态。

饭馆的老板叫红猴，他给了阿嘉一张日币，说只缺两枚印章就可以拿去换钱，这样的日币他有一麻袋。结果没多久红猴就被人杀死，明显是冲着那批钱去的。

宽荣他们到文清的工作室聚餐，聊到基隆那边有个警察打死了卖烟的，官民矛盾已经初现端倪。那烟是走私进来的，这就跟文良那边接上了。

这场走私有高官的参与，因为上海的米和糖有管制，所以从台湾运过去卖，中饱私囊，这也使得台湾的米价大涨。大家吐槽国民政府简直就是公司，只顾自己赚钱。

现在失业率也高居不下，这样下去又要出乱子了。本土的知识分子也受到排挤，因为他们是在日本政权底下接受教育的。

大家都觉得很委屈，明明是清朝把台湾割出去的，签马关条约也没问过他们愿不愿意，现在又开始排挤他们。

这场戏不止文清全程都在边缘地带，身体健全的宽美也一样，直到文清去角落里放了一张唱片，镜头才切给他们，文清听不到声音，所以是专门给宽美放的，不过此刻两人的内心已经同频了。

宽美告诉文清，这曲子叫《罗累莱》，是德国名曲，跟一个古老的传说有关，讲述莱茵河畔的女妖坐在岩石上唱歌，船夫们迷醉在她的歌声中，最后撞上岩礁。

此刻他们两个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犹如两个船夫。文清告诉宽美，他是八岁的时候爬树摔伤了头，之后就聋了。

此时场景从西方音乐转换到东方戏曲。私塾的小孩在学旦角的身段，此情此景正好呼应了刚才文清写给宽美的内容，那是他8岁的时候做过的事。

残疾之后文清就一直活在另一个世界，至今依然像小孩子一样单纯。

阿嘉偷偷用林家的船帮上海佬走私，结果被文雄发现了。

此刻文良正在跟上海佬打牌，他上厕所的时候见到了阿春，记得她是红猴的相好，现在又跟了一个叫金泉的人，金泉来自另一个本土势力。

文良马上质问是不是她拿走了那批日币，旁边的金泉马上急了，追着文良砍。此时正好文雄过来找他，救了他一命。

金泉的大哥跟文雄从小是一起长大的，现在两家结怨，就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来主持公道，老太太建议那笔日币换来的钱分三份，他们两家各拿一份，剩下一份给红猴年迈的母亲。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当古老，是典型的宗族社会制度，与日本政府以及民国政府都不相容。

某天晚上，阿嘉跑过来通知文雄赶紧逃，有官兵要抓他。

天亮之后果然官兵就来搜捕，理由是收到密报，说文雄是汉奸，阿公非常生气，他们父子俩都是混黑道的，一直罩着村子，让村民免受日本人欺负，现在却说他们家有汉奸。

最终官兵抓走了文良。有一天，文清收到侄女的信，这个侄女应该是文雄跟正室所生。

侄女说三叔被查出在上海当兵的时候帮日本人做事，求文清找台北的朋友帮忙。

这就是费孝通说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以血缘为中心，离中心近的人跟离中心远的人，道德评判标准完全不一样。

文清本来就游离在家庭与时局之外，只做一个单纯的摄影师，这下是家庭与时局一起找上门来，不得不参与其中。

文清找朋友打听了消息，说南京政府即将修改台湾汉奸检肃条例，颁布之后他们都会没事。严格来说，殖民时代大量的本省人都帮日本人做过事，要是不改条例的话，估计全台都是汉奸了。

文雄觉得他们本省人最可怜，一下子日本人，一下子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他是一个习惯了旧中国宗族制度的人，对政权更替其实没什么感觉，只要保证宗族正常运转就可以。

文雄去求上海佬在过年前帮忙把文良弄出来，因为他们走私是有高官下场参与的，所以必定认识上面的人，文良入狱也是他们搞出来的，文雄心知肚明，但也只能低头。

之后文良果然放出来，但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这场戏没有直接拍文良的样子，而是先让我们听到混乱的脚步声，然后周围的人有的喊，有的哭，他们穿梭于屋内的柱子或者门之间，做着自己的事情，丝毫没有拍戏给别人看的感觉。

之后是一场舞狮的戏，所以文良的确是过年前被放出来的。这个镜头就交代了这一个信息点，其实交不交代也没关系，它更像是连接两场戏之间的留白。

收音机开始播报关于前一天晚上，也就是2月27日，台北市因查缉私烟误伤了人命的事，因为是官方通报，用的是“误伤”这个词。

既然前一天晚上是2月27，那么今天就是二·二八了，相信当年去电影院的观众等的就是这一天的戏。台北发生本省人和外省人互相斗殴事件，已经戒严。

宽荣和文清还要赶过去台北，因为他们认识的那个记者被抓走了。冲突爆发后，许多人都失去理智，不以言行判断人，只看出身。医院的人很怕一个战争才刚结束，另一个战争接替而来。

宽美非常担心文清，但也只能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苦恼。

晚上，一批伤者被送到医院，一些本省人还追过来，说要杀了外省人，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场斗争迅速席卷全岛。

政府继续播报处理方案，对参与斗殴的人不予追究，对伤者进行治疗，对死者进行抚恤。

此时文清也来到医院，这个镜头的景深比较浅，将他孤立在前景，他听不到周围人的叫喊，也听不到广播，内心极度慌乱。直到宽美见到他，总算有人愿意跟他沟通。但他却忽然晕了过去。

文清醒来后告诉宽美，宽荣平安，叫他先回来，台北已经死了很多人，现在人心惶惶。

文清继续写，画面闪回他写的内容，他们在火车站看到一群本省人四处找外省人，文清因为沟通有障碍，差点被打死，好在宽荣跑过来解释。

经此一役，文清已经深度卷入到时局当中，再也不是之前单纯的状态。

一天晚上，宽荣全身是伤来到文清这里，说他们认识的老师失踪了，陈仪调兵，一路抓一路杀。这可跟他在广播里说的完全不一样。

吴氏兄妹回到老家避难。宽美的工作是吴爸爸介绍的，现在吴爸爸写信让院长把宽美的东西送过来，其中有一封文清侄女的信，说文清被抓了，因为他跟那个老师有来往。

文清出狱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那位老师的遗书带去给他的家人，上面写着，你们要尊严的活，父亲无罪。这种精神想必也直接影响到了文清。

宽美来林家找文清，这里也顺带交代阿良上次出狱后的状况，他已经完全失智，变成一个傻子。文清不在家，宽美只好留下来等他。

第二天文清终于回来了，见到宽美很高兴，这里背景处文良还在偷吃供品，非常生活化的场景。

宽美告诉文清，宽荣失踪了，接下来又是赶路的镜头，注意文清的衣服和包，跟他刚才进屋的时候保持一致，所以这段其实是文清写给宽美的内容，解释这两天他去哪里了。

文清来到一个偏远的地方，镜头往右摇，移步换景，人物出现的时候总是处于进行时，这样他们就不会沦为只跟主角互动的NPC，而像是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宽荣和几个朋友在这里教书，其中有一位黄先生，文清坐牢的时候见过他弟弟，但弟弟已经被枪毙，文清是来转达遗言的。遗言尽是国家大义，哥哥看得哽咽。

镜头切回林家，文清告诉宽美，宽荣已经结婚，但不想家人知道他的位置，让家人当他已死。文清在山里曾向宽荣明志，说在狱中已经决定此生为死去的友人而活。想留在这里跟他们一起。

但宽荣劝他回去。出狱后文清就一直不工作，不过他说不了话，也无法像宽荣那样教书。文雄想在附近给他开一家照相馆，但他不置可否，因为他听不到。

这里文雄的台词都是闽南语，梁朝伟应该无法完全听懂，所以他一脸懵的表情非常接近真实的反应，侯导拍戏就是想尽量做到这样，演的成分越少越好。

文雄跟阿嘉出去赌钱，阿嘉上厕所的时候遇到上海佬的人，当场打了起来。

上海佬还有金泉那伙人护着，阿嘉寡不敌众，受了重伤，文雄看到后奋起反击，结果被金泉的大哥开枪打死，这是本省人护着外省人杀了一个本省人。

此时接了一个云雾缭绕的空镜头，林家的前路也深陷迷茫。时代已经转变，一个曾经很强悍的本土势力都落得如此下场。

下一个镜头马上又阳光明媚，白事办完办红事。文清终于跟宽美结婚了。大哥的死又改变了他的一些想法，不再单纯为了死去的友人而活。

这里还有个细节，夫妻对拜的时候，旁边的文良也在学弟弟叩首，演得活灵活现。

侯导很少用特写，固定长镜头里的表演不一定会被观众看到，但他们依然深入自己人物，呈现出不为镜头表演的状态。

下一个镜头宽美已经怀孕，街道还是那条街道，旧人物已逝，新人物即将出现，看到这里不得不感慨世事之无常。文清又回到工作室继续工作，毕竟要养孩子了。

几番动荡过后，他不再执着于献祭自己的一生，而是一边为自己的一方小天地而活，一边暗中资助宽荣他们打印教材，启发民智。

一天晚上，文清收到一封信，两人看完后悲从中来。接下来镜头交代宪兵找到了宽荣的藏身之处，虽然没有正面拍他的结局，但从刚才两人的表情可以猜出宽荣的下场不会太好。

宽美一家人去拍全家福，在快门按下那一刻，宽美的旁白又响起，她写信告诉侄女，文清被抓了，就在拍完这张全家福的三天之后，至今音信全无。

最后场景来到林家，侄女收到信后应该会把文清的事告诉家里人，唯独文良完全置身事外，文清作为一个听不见又说不了的人，已经够出世了，但依旧无法逃过强权。

在那个动荡年代，仿佛只有失智才是最好的活法，如何能不悲情？

有些观众觉得《悲情城市》对国民党批判得不够狠，或许他们想要的是宽荣他们那种角度，针砭时弊，一针见血。但侯导恰恰不擅长这种理性批判。那是杨德昌干的活儿。

80年代末刚解严，台湾电影人憋屈了那么久，都很想拍一些以前没法拍的东西，侯导拍二·二八，杨德昌拍白色恐怖。大家都很想参与进来，就像宽荣那群知识分子。

可是侯导缺乏这种天赋，尽管他拍的时候，在姿态上是比较接近知识分子的，但客观上他的作品却更像文清，好像天生就很难高调参与。

《悲情城市》算是侯导最高调的一部，拍出来之后他自己也不是很喜欢。但他的价值并不在这里，仅仅用“批判得不够狠”来全盘否定他的作品显然是偏颇的。

在这些固定或者缓慢移动的长镜头中，通过独具一格的场面调度，让影像产生一种古老又隽永的效果，人与景，动与静相互交融，就如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这是古老的道家哲学来到现代后通过影像技术与我们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