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军政委回乡探亲，家中空无一人，打听后才知妻儿已被族长卖掉

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军已基本控制长江北岸。第二野战军十一军政委鲍先志接到上级通知，特别批准他回家探亲。此时，距离他离开湖北麻城老家，已经整整十七年。

接到探亲许可的那天下午，参谋看到鲍先志独自走到江边，站了很久。他面向东南方，一言不发。江面船只往来，码头附近部队正在紧张调动，场面十分热闹。但他置身于这片热闹之外，心中想着自己的事。

鲍先志为什么如此想家？因为这十七年里，他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革命道路。

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山东定陶战役正激烈进行。当时，鲍先志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副政委，负责指挥大杨湖战斗。敌军是装备精良、工事坚固的整编第三师。纵队决定采取近迫作业战术，让战士们趁夜色挖掘战壕，一直挖到敌人阵地前沿。

鲍先志亲自带在最前沿的阵地上。敌人的炮弹不时落下，炸起的泥土溅到他身上。他和战士们一起，看着战壕在夜色中一寸寸向前延伸。有人记得他说：“这样打，我们的伤亡能小一些。”

一年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鲍先志奉命留下，担任新成立的皖西军区副政委，任务是在敌占区建立新根据地，开展游击战，还要解决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山区粮食短缺，常常只能用野菜拌糙米充饥。冬天寒冷，许多战士没有棉衣。

鲍先志自己也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整天忙于筹粮、发动老百姓、应对地方保安团。这段离开主力、坚持斗争的岁月，为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打下了重要基础

一九四九年五月末，在交接完工作后，鲍先志马上动身返乡。他乘坐一辆吉普车，只带了一名警卫员，就离开了部队。车子从安庆出发，向西北方向的麻城驶去。道路崎岖，颠簸不已。

随着车辆向北行驶，窗外的景色越来越熟悉。这片山坡，那块水田，一些村庄的轮廓仍留在他记忆中。但许多地方又显得陌生了，有些村庄看起来冷冷清清，土坯墙上还残留着旧时的弹孔。

这一切让他不禁想起一九三二年秋天。那时他在红四方面军担任宣传干事，部队突然紧急转移。他连夜赶回麻城顺河镇鲍家湾，和父母和妻子见了最后一面。妻子怀里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儿子。那晚时间紧迫，他没说上几句话，只轻轻摸了摸孩子的脸，便转身离去。自那以后，便音讯全无。

如今，吉普车离鲍家湾越来越近。虽然知道家乡已经解放，但他心中那份忐忑，却随着车轮滚动变得越发沉重。

到了家乡之后，车子在村口停下。鲍先志凭记忆向里走，拐过几个弯，在一座破败的房屋前停住了脚步。他凝视了很久。

这就是他的家。但院墙倒塌了一大半，屋顶完全不见，屋里屋外长满荒草，只剩下碎砖烂瓦。

几位村里老人慢慢围拢过来，仔细端详他。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大爷颤巍巍走近，看了又看，突然抓住他的胳膊：“你是……志伢子？”

老人们把他围在中间，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往事。原来他走后不久，当地反动武装就来搜捕红军家属。

为了避免麻烦，鲍姓族长做主，把他还在哺乳期的妻儿卖到了一百里外黄冈歧亭镇一个叫郭大富的农民手里，换得五十块大洋。他父母得知消息，又气又急，不久便相继去世。老屋没有人照料，经过多年风吹雨打，渐渐坍塌。

后来有模糊的消息传来，他妻子到郭家后心情抑郁，身体一直不好，拖了几年还是病故了。孩子就留在了那边。

鲍先志站在老屋的废墟中，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缓缓弯下腰，从墙根抓起一把冰凉的土，紧紧握在手心。

得知家中惨状后，鲍先志一刻也等不及，马上动身去寻找儿子。他让车子调头，开往歧亭镇。在当地政府协助下，很快便在郭家岗村找到了郭大富的家。

郭家很穷，只有普通的土坯房。听说解放军首长到来，一个面色黑黄的中年汉子慌慌张张跑出来，身后跟着个十七八岁的瘦高小伙子。小伙子眼神里充满警惕。

郭大富一见到鲍先志，“扑通”跪倒在地，连连磕头：“长官开恩啊……当年是族里逼的，我不买别人也会买……孩子娘生病，我也请郎中看了……”

话没有说完，那小伙子猛地冲上前，伸开胳膊挡在郭大富面前。他手里紧握一把生锈的旧柴刀，胳膊微微发抖，声音却很高：“不许欺负我爹！”

一旁的警卫员马上伸手摸向枪套。鲍先志摆手示意他退后。鲍先志仔细看着小伙子，端详他的脸。那眉眼让他想起一个人。

“你叫什么名字？”鲍先志开口问道，声音尽量平稳。“郭声苏。”小伙子把柴刀握得更紧了。

鲍先志点了点头，向前迈了一小步，看着小伙子的眼睛说：“你不姓郭。你本姓鲍，叫鲍声苏。我是你父亲，鲍先志。”

“哐当”一声，柴刀掉在地上。小伙子整个人愣在原地，他看看鲍先志，又回头看看跪着的郭大富，仿佛丢了魂。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只有郭大富低低的啜泣声。小油灯的火苗跳跃着，把几个人的影子放大，在土墙上晃动。

鲍先志听郭大富断断续续讲完了这些年的经过。这个庄稼汉当年买人，既有传统思想想要个儿子，也确实因为家里穷。孩子母亲体质弱，到郭家后心情苦闷，病了几年，最终去世。郭大富独自把男孩拉扯大，没让他饿死冻死，也算尽了力。

鲍先志没有责怪他。他打开随身带的旧皮包，取出一个布包放在桌上。布包解开，里面是五十块银元。他对郭大富说：“旧社会害人，族里那些坏人是祸根。你也是受苦人。这钱不是买孩子的钱，是补偿你这些年抚养他的花费。”

他又看向仍在发愣的儿子鲍声苏：“郭家对你有养育之恩。从今往后，你可以认两个父亲。”说完这些，他起身走到门外。天几乎黑透了，远处传来几声狗叫。

第二天离开时，鲍声苏跟着亲生父亲上了车。鲍先志没有给他买新衣服，小伙子穿着原来的旧褂子，坐进了吉普车。

回到部队后，鲍声苏开始拼命学习文化。他年纪虽不小，但格外用功，深知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后来他在部队担任文化教员，教战士们识字读书。

有时上课，他会讲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旧社会如何让人家破人亡，革命又是如何一点一点争取到今天的道理。岁月流转，到了七十年代初，小说《闪闪的红星》出版，后来改编成电影，广为流传。

故事里的小英雄潘冬子是虚构人物，但作者创作时曾收集许多真实事迹。鲍声苏为这个故事提供了素材原型。

新中国成立后，鲍先志长期在军队工作，曾任海军政治部主任，后调任济南军区。他职务虽高，但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始终严格，不准家人用公车办私事，子女工作也需要凭自己能力争取。

麻城老家的房子，他一直不许重修。县里多次提出帮他修复老屋，都被他拒绝。他说：“房子塌了就塌了，留着那块地方，心里还有个念想。”

晚年时，他把许多珍藏多年的战争年代文件、照片等物品交给国家保管。他说这些放在个人手里用处不大，交给国家，也许以后还有人需要看看。一九九八年，鲍先志将军逝世。依照他的遗愿，后事从简，没有开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