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崇祯刚杀魏忠贤，大明就垮了？因为魏忠贤从不把手伸向这类人

明朝晚期，朝廷面临边疆压力和内部动荡，魏忠贤掌权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征税措施，主要针对江南地区的工商业者收取额外赋税。这些政策让国库得到补充，用于支持辽东防务和西北赈济，避免了直接加重北方农户的负担。魏忠贤通过派税监到苏州、松江、扬州和杭州等地执行征收，针对纺织、盐业和织造等行业，确保税银流入京城。这样的做法维持了财政平衡，边关军饷发放及时，减少了士兵不满的情况。

天启年间，后金势力不断扩张，朝廷需要大量资金维持军队。魏忠贤的税制改革针对富商阶层，避免了向北方贫苦农户伸手，这让西北和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相对稳定，没有引发大规模不满。税监在江南操作时，针对大户和商号收取，缓解了中央财政的紧迫感。边将如袁崇焕在辽阳一线组织防御，军需供应跟得上，关隘得以加固。后金军队几次进攻未能得手，部分归功于后勤保障到位。

东林党人长期反对魏忠贤的做法，他们通过上书和议论表达不满，认为这些征税扰民。杨涟和左光斗等人在朝堂上递交奏折，列举税监的过分行为，导致他们被逮捕和审讯。东林党成员在书院和民间传播观点，批评魏忠贤专权，但魏忠贤通过东厂和锦衣卫压制反对声音，逮捕带头者，确保税制推行。这样的冲突持续多年，东林党人代表江南士绅利益，反对额外税负，转而主张减轻农民负担，却未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1627年，崇祯登基后迅速下旨处死魏忠贤，诏令传遍京城，废除了矿税、海关税和工商附税。这些税种原本从江南工商业收取，废除后直接让那些富户松了口气，不再需要上缴额外款项。崇祯的决定旨在清除阉党势力，扶持东林党人入朝，试图重振朝纲。东林党人上书称颂这一举措，朝堂上出现短暂的欢庆氛围，但财政收入随之锐减，国库无法维持原有开支水平。

废税后，朝廷转向北方农户加派新饷，从陕西到山西、河南和河北，一道道诏令下达。辽饷针对抵抗后金，剿饷用于围剿流寇，练饷则为操练新兵。这些名目层层加到田亩上，农户负担沉重。陕西地区旱灾频发，农户本就收成微薄，却面临额外税负，官吏催缴时不顾灾情。这样的政策导致村庄空荡，许多农户抛下农具，加入起义队伍。高迎祥在陕西组织力量，逐步壮大。

崇祯二年，加派开始实施，北方农户的税负增加，土地兼并加剧，许多人失去田地。河南和河北的农户面对布告，税额超出承受范围，导致逃荒现象增多。朝廷试图通过这些饷银补充军费，但层层克扣让实际到手的资金有限。边军营寨中，士兵领取的饷银不足，士气低落。关宁铁骑一度因缺粮发生哗变，守军难以维持防线。

东林党人在朝中占据位置后，继续反对向江南富户征税，他们主张清廉自守，却忽略了军饷来源问题。钱谦益等人在苏州经营产业，与盐商有联系，却在奏折中痛斥前朝税制。崇祯依赖这些士人出谋划策，但他们热衷于争论礼制和仪注，而非实际财政改革。朝廷内部争执不断，是否增收盐税成为焦点，却始终未有行动。

新饷加重后，李自成在陕西喊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吸引大批农户投奔。他的队伍从山间行军，攻占村寨，逐步控制城镇。张献忠在河南集结兵力，奇袭襄阳，抢夺粮草分发给新兵。起义军壮大，朝廷军队因缺饷难以有效围剿。西北防线出现漏洞，后金势力趁机推进。

崇祯试图通过紧缩措施缓解危机，但加派三饷的循环让问题恶化。兵部上书报告三边断饷，士兵不安，崇祯下令追责，却未解决根源。地方衙门截留税银，巡抚虚报数目，中枢户部点验时发现短缺。募兵时，乡里男丁逃散，军队难以补充。

李自成军队从陕西向东推进，攻占洛阳，处死福王。他的部队喊出饷从富出的旗号，百姓响应。明军在潼关一线抵挡，但粮草不足，导致溃败。起义军兵临北京，守军投降，城门打开。

崇祯十七年，北京城破，崇祯带侍从登上煤山，自缢身亡。王承恩随之上吊。明朝灭亡，起义军控制京城。

魏忠贤的税制虽有贪腐，但针对江南富户，避免了北方农户的直接压力。崇祯废除后，转向加派北方，导致农民起义爆发。东林党反对征富户税，让财政依赖农业税，土地兼并未解决，农户负担过重。朝廷内部制衡失调，东厂和锦衣卫的情报搜集中断，民间动向难以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