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一民团老总被打死惊动延安，中央这才知还有队伍在大别山坚持

1947年初，隆冬的大别山，雪花漫天，而在寂静中，一声枪响划过，民团老总杜定廉应声倒地。

这是一封寄往延安的“战斗请柬”。

谁也没有料到，偏居一隅的游击队突袭行动，竟让久无音讯的“孤军”再次浮出历史水面，震动党中央。

那一刻，山林中的红旗未倒、火种未熄，中央终于意识到，大别山的“断线风筝”，原来一直牢牢牵在人民的手中......

水帘洞中“孙大圣”

一根拐杖，一身风湿，一支残队，一腔孤勇。

如果不是亲历者，没有人会相信，在国民党几十个师的围剿下，还有一支共产党游击队，能在刀山火海里悄无声息地生存下来。

而这支队伍的灵魂人物，正是那个被乡亲们唤作“何胡子”的男人,何耀榜。

何耀榜，原名何耀忠，出身于大别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

年仅十九岁，他便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投身起义，成了“农会”的骨干，端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急先锋。

后来加入红军、转战大江南北，从山林游击队到正规部队，从地方武装到野战部队，他几乎参与了中国革命在鄂豫皖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罗山独立团的团长，红二十五军的团长，红二十八军的师长，新四军五师的纵队司令……

在那个凭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年代，何耀榜同样是靠着一场一场的硬仗“拼”出来的。

1946年，中原突围打响，何耀榜被任命为独立二旅的副旅长。

按照原计划，这支部队是负责掩护主力西进的“护桥梁”，可谁知，桥还没护完，就被敌军的密网困在了原地。

无线电设备毁了，密码本丢了，整支部队成了与中央断联的“断线风筝”。

几万人的队伍，最后打得只剩下几百人。

那时候，风雨骤起，敌人步步紧逼，独二旅主力尝试三次突围天台山，那是游击队心中最后的堡垒，可惜都被敌军死死挡在外围。

山口要道设有明哨暗哨，来一次，就死一批。

敌军封锁线越来越密，路上的每一个树桩、每一条山涧都可能藏着杀机。

队伍不得不彻底“化整为零”，每支游击队被拆得七零八落，二三十人一股，在深山中独自生存，穿的是百姓衣裳，吃的是野果草根，打仗全靠一腔血性。

在这片“不能输的地盘”上，何耀榜带着仅剩的几名干部，突围到了对天河一带。

他们没有指挥所，没有交通员，只有一处被飞瀑遮掩的山洞，坐落在悬崖之上，洞口被山泉水终年冲刷，看似如“水帘洞”一般，水声轰鸣，飞瀑如帘。

敌人搜山十次，竟都未曾发现这里，堪称天赐的天然屏障。

洞不大，却能遮风避雪，粮不多，却勉强果腹续命。

洞中，一盏油灯，几张茅草垫，几件枪支横放在石壁旁。

何耀榜的被褥里塞的是干草，他的拐杖是随手削的一根枣木棍，已经磨得锃亮。

他的身子，被长年潮湿与劳累折磨得如同破铜烂铁，风湿发作，腿脚浮肿，寸步难行。

山里的冬天冷得像刀剐，雪是被山风“刮”下来的，一夜之间就能把洞口埋个半人高。

而何耀榜，就靠着这具被风雪和病痛反复摧残的躯体，撑起了这支失联游击队的信仰。

有人看着他拖着瘸腿在冰上移动，忍不住红了眼，他却呵呵一笑：

“别怕，我这是水帘洞中的孙大圣，等形势一好，我就腾云驾雾下山去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这一句“孙大圣”，在山洞里迅速传开。

后来，只要遇上再难的困境，只要听到敌人又来围山了，战士们就会互相说：

“怕啥？大圣还在洞里扛着呢。”

洞里没水喝，他带头去瀑布下接冰水。

洞里缺粮，他带人翻山越岭去找乡亲换点米面。

他用幽默对抗绝望，用笑容包裹伤痕，天知道，这个男人在众人看不见的深夜，是怎么咬着牙忍着病痛，把自己活成“队伍最后的旗帜”。

在那段被敌军和中央都几乎“遗忘”的岁月里，天台山上的这支游击队，是中原大地上的一根“红色针线”。

这，就是大别山上的“孙大圣”，和他那支不肯认输的孤军。

风暴起

1947年元旦刚过，山洞内，几名战士靠在岩壁边烤火取暖。

何耀榜裹着破棉衣，双手紧握拐杖，正准备对前夜巡逻作一番布置。

谁也没有料到，山口之外，一场蓄谋已久的突袭正在悄然展开。

天还未亮，陈义德就起了身，他是洞口警卫班的连长，经验老道。

那天，他按照惯例走出洞口查看警戒，才刚拐过石崖转角，就听见“咔哒”一声轻响，还未来得及转身，一颗子弹穿破清晨的寂静。

接着，是密集的脚步声和凄厉的哨音，敌人突袭了！

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没人知道，但枪声已至，疑问只来得及塞进血管，便被子弹撕裂。

山洞内瞬间乱作一团，游击队员迅速就位，分头阻击。

何耀榜被小郭背起，朝后山小道撤退，可是，在短短十分钟的交火中，几名战士牺牲，陈义德也没能走出那块染血的石坡。

敌军如饿狼一般冲入山洞，发现了几具穿着军装的尸体，其中一具高大、脸庞黝黑，身着破棉衣，脚边落着拐杖。

“是何耀榜！”有人喊。

于是，一颗人头被割下，挂上了黄陂镇前的一棵老槐树。

兵丁敲锣打鼓，叫喊着：“何耀榜死了！共军头子被剿啦！”

这颗人头成了“战果”，也成了献给上峰邀功请赏的“证据”。

一时间，黄陂、礼山、经扶三地的国民党军自认为大功告成，特地召开庆功大会，戏班连唱三天，好似整个大别山已被彻底清空。

可就在“斩首示众”的第三天，宣化店的街头小巷里，却出现了令他们毛骨悚然的标语：

“何耀榜未死，山中火未熄。”

“水帘洞中孙大圣，换个脑袋照样打仗！”

标语如鬼影般出现在墙壁、电线杆、集市墙头，这些字，是游击队夜里悄悄写上去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

敌人这边，还沉浸在“胜利的假象”中，已经开始上报“共军残部全歼”的电报，72师的两个中队还在为“何耀榜人头”谁先发现争得面红耳赤，差点拔枪互指。

而共产党这边，却通过民间口口相传的“消息”，逐渐摸清真相，游击队开始散布“何耀榜未死”的言论，像雨后春笋般蔓延整个大别山。

最先感到不对劲的，是杜定廉。

这位自封的“联防总指挥”早早在村口摆起了“献俘台”，还要在祠堂设宴三天，可从第二晚开始，村里就出现了大量不明来历的字条，贴在大门、墙缝、碾盘上：

“献的不是俘，是冤魂。”

“头割错了，宴设早了。”

“杜疯子，当心梦里见到真耀榜。”

杜定廉这才意识到，这颗“人头”是把双刃剑，砍下去的那刻固然痛快，可若斩错了人，那这场戏，可就要收不了场。

民团哑口无言，敌军士气骤降，地方反动武装一度无人敢出村。

各地保长纷纷请辞，连负责黄陂镇治安的团长也缩在屋里不敢露面，被示众的人头悄然取下，草草掩埋。

何耀榜，这个“水帘洞里的孙大圣”，正用他的方式，让敌人在狂欢中清醒，让革命在沉默中爆发。

最后一出戏

如果说之前是一场虚假的狂欢，那么接下来这出戏，便是杜定廉为自己准备的真正“送终曲”。

人头风波过后，敌军表面得意，内里却开始发虚。

可杜定廉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为了堵住下属的嘴，也为了向上邀功，他索性把“胜利”写在脸上，唱戏，连唱三天。

戏台就搭在杜家大湾的祠堂前，红布高悬，锣鼓震天。

戏文选得极其讲究，都是“剿匪得胜”“忠臣除害”之类的热闹折子。

杜定廉坐在头排，身后站着持枪的护兵，脚边摆着酒菜，一副“天下已定”的模样。

他不止一次放话：“共匪已绝，大别山太平了。”

这句话，很快被山风送进了对天河深处。

石家洼的山洞里，何耀榜听完情报后，沉默了很久，战士们都在等他开口，等一句“打”或“不打”。

良久，他才缓缓说道：“他这是在给我们递话。”

“递什么话？”有人不解。

“递位置。”何耀榜用拐杖点了点地面。

在敌军眼里，这是一场庆功戏，可在何耀榜眼里，这是一次难得的暴露。

接着方案顶下来，并不复杂，却极其大胆，不强攻，不围歼，只取“心脏”。

选人，定点，定时，定退路，何耀榜反复推演，每一个细节都在脑子里过了三遍。

行动那天，七名突击队员，换上长衫，戴上毡帽，腰间藏枪，混进了看戏的人群。

他们走得不快不慢，脸上带着乡下人惯有的木讷神情，外围的接应小组已经提前埋伏好，机枪对准巷口，只等一声信号。

戏台上，正唱到最热闹的一折，唱腔高亢，锣鼓密集，人群的注意力全被吸在台上。

杜定廉靠在椅背上，眯着眼，就在唱词拖到最高音的那一刻，枪声响了。

子弹贴着戏台下沿飞过，精准地钻进杜定廉的胸口。

他整个人向后一仰，护兵还没反应过来，突击队已经转身离场，外围机枪同时开火，封死巷道。

从开枪到撤离，不到三分钟。

等敌军回过神来，戏台下只剩下一地狼藉，还有尚未散尽的锣鼓余音。

这一枪，彻底击碎了敌军最后的幻想。

民团哗然，地方武装人人自危，原本蠢蠢欲动的反动分子连夜藏匿。

更重要的是，这一声枪响，通过国民党的广播和报纸，被送出了大别山。

武汉、南京的报纸接连刊登消息，标题刺眼：“鄂东北共匪猖獗，联防副指挥被毙。”

这些字，很快出现在延安的收音机里。

杜定廉的戏唱完了。

可大别山的戏，才刚刚开场。

南下主力归来

杜定廉倒下之后，大别山像突然从一场冰冻中苏醒。

那些被压抑太久的消息，那些被掩埋进深山的声音，终于顺着一颗子弹，穿破敌人的防线，也穿透了延安深处的夜。

几天后，延安中共中央机关迎来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虽简短，却意义非凡：

“大别山尚有部队坚持，游击队主动出击，斩敌首，激人心。”

毛主席在灯下沉默许久，缓缓放下电报，他终于明白，那个被误认为“失守”的根据地，并没有完全断线，而是静静地在烟雾与悬崖之间活着、熬着、等着。

于是，他下达了一项重要决定：

“联系何耀榜，把他找回来！

”此前，从前线回到延安的干部，大多认为独二旅已经基本覆灭，大别山根据地难以为继，可这一枪，彻底推翻了判断。

任务，落在了中原局书记郑位三肩上，郑位三亲自带队，翻山越岭进入天台山。他们没有走官道，而是穿村入林、夜宿草屋，怕被敌军发现线索。

等找到石家洼的山洞时，何耀榜正拄着拐杖，在洞外晒着腿，风湿未愈，双膝依旧浮肿，但精神却极佳。

“何老弟！”郑位三远远喊了一声。

何耀榜猛地抬头，拐杖在地上一点，激动得几乎站不稳。

他紧紧抓住郑位三的手，那只满是老茧的手，用力得发颤。

那一夜，山洞中没有烛光，却比白昼还亮。

没多久，大别山工作委员会在石家洼秘密成立，何耀榜任书记，刘名榜任副书记。山里的游击队开始集中整编，分散的骨干重新归位。

原本小股分散、各自为战的部队，如今有了指挥，有了方向，有了归属。

大别山的旗帜，在山巅之上再次被高高升起。

而就在这面红旗重燃之际，另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也悄然传来，刘邓大军，即将南下！

他们聚集在了一起。

他们成了刘邓大军的向导，引军穿越密林，成了先头部队的“眼睛”，夜里潜行侦察敌情，成了老百姓的桥梁，动员群众送米送盐送消息。

不到一个月，二十多个县级民主政权重建完成，山寨中，红旗如潮，村庄里，口号震天。

而大别山的每一座山峰，也仿佛在回应：

“军心未死，红旗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