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荷兰当局眼中,围绕安世半导体的争议似乎已告一段落。完成审查程序、重申国家安全立场、收回企业控制权——这一系列政治与舆论操作完成后,海牙方面或许认为风波已然平息。然而资本市场的反应,却远未达到“翻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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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期,中国A股上市公司东方精工发布的一则资产转让公告,在欧洲投资圈及中资出海企业群体中激起广泛讨论。公告披露,东方精工将向国际知名资产管理公司博枫集团(Brookfield)出售其所持福斯伯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的全部股权,交易总价为7.74亿欧元,买方以一次性现金支付方式履约,折合人民币约64亿元。
3. 单从交易形式看,这是一起典型的跨境并购退出案例:标的清晰、估值透明、收购方背景可靠。真正引发市场关注的,并非交易结构本身,而是被处置资产的战略价值、出售时机的选择,以及其注册地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
4. 福斯伯集团并非经营不善或前景黯淡的企业,恰恰相反,它是东方精工在欧洲布局中最成功的投资项目之一。2014年,东方精工以约7400万欧元对价完成对其控股,此后十年间,该公司持续实现技术升级与市场份额扩张,运营状况稳健。仅2024年度,福斯伯集团营收即达32.11亿元人民币,盈利能力保持良好水平。在当前全球制造业普遍面临成本压力的背景下,此类资产通常被视为应长期持有的核心产业资源,而非短期变现目标。
5. 值得注意的是,福斯伯的控股架构设立于荷兰境内,东方精工通过其位于该国的全资子公司实现100%持股。一旦此次交易正式交割,意味着东方精工在荷兰的实体经营资产将被完全剥离,当地法人主体或将仅保留法律意义上的空壳状态。实质上,这标志着一家中资企业在荷兰业务体系的整体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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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告文本中,东方精工并未提及任何外部政策干预因素,而是采用了常见的战略调整说辞:“缩减海外管理跨度”“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聚焦主业发展”。这类表述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也在跨国企业常规重组逻辑之内。但结合近期发生在同一国家的同类事件,这种解释难以完全覆盖背后的深层动因。
7. 就在此前不久,荷兰政府援引国家安全条款,强制介入并最终剥夺了中资股东对安世半导体的实际控制权。尽管该决策在行政流程上具备一定合法性依据,但在商业实践中释放出强烈信号:产权保障不再是无条件承诺,政治考量可以凌驾于契约精神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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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跨国投资者而言,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最高级别的风险来源。
9. 东方精工迅速推进资产出售的动作,正反映出这种风险认知的转变。从安世事件公开发酵到福斯伯交易官宣,时间间隔极短。在如此紧凑周期内完成买方接洽、尽职调查、估值协商与协议签署,表明企业内部早已形成明确判断:继续将优质资产置于荷兰法律管辖之下,已不符合其长远利益预期。
10. 若仅从财务回报角度评估,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退出操作。初始投资不足1亿欧元,十年后实现7.74亿欧元现金回收,账面收益显著。但这并不能回避一个根本性问题:若投资规则稳定可信,此类具备持续创收能力的资产本无需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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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换言之,这不是因经营失利导致的被动收缩,而是一次针对潜在制度风险的主动避险行为。
12. 这种情绪并不局限于单一企业。多项针对在欧中资企业的专项调研显示,目前超过八成的企业正在重新审视其欧洲投资策略,其中相当比例已启动业务压缩或退出计划,主要原因在于政策环境的波动性急剧上升。企业无法承受由不可预测的政治决定带来的资产损失。
13. 对欧洲整体而言,损失个别外资项目并非最严重后果,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信誉资本的流失。当“政治风险”成为跨国企业选址决策中的关键变量时,资本、高端制造能力和长期研发项目便会自然转向更具确定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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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东方精工转让福斯伯股权,可能只是序幕。它更像是一个警示信号:当商业运行脱离基本规则框架,资本就会选择离开,且其撤离速度往往超出政策制定者的预判。
15. 荷兰政府或许已完成对安世半导体的所谓“安全化处理”,但由此触发的连锁效应才刚刚浮现。这些后续反应所带来的代价,未必只由某家外国公司承担,也可能反噬本地产业生态与未来引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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