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两次请战抗倭：大明为何坚决说不？

1592年，东亚政治格局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打破。4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动15万大军跨海入侵朝鲜。日军攻势如潮，仅用俩月就攻陷朝鲜八道。李昖仓皇跑到了义州，连续派出数十批使者向明朝求救。

此时的明朝，正在万历手中。虽然朝政已有衰败迹象，但作为宗藩系统的核心，大明仍然承担着保护藩国的责任。明朝最初对战争规模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辽东总兵仅派游击史儒率领3000兵马入朝，结果在平壤遭遇惨败，史儒死了；祖承训也好不到哪去，带着3000人支援，结果中了埋伏，差点死光了。

辽东局势骤然紧张，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让明朝和朝鲜都意想不到的人物主动站了出来。

万历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592年9月2日），辽东巡抚郝杰向朝廷呈报了一份特殊奏疏：努尔哈赤上奏，表示愿帮大明解决倭寇。这位34岁的女真首领在奏章中提出了具体方案：愿率兵2万前往朝鲜，所需粮草希望由朝鲜方面提供接应。

此时的努尔哈赤正处于事业上升期。从1583年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算起，经过9年征战，他已经整合了建州女真，把持着抚顺、鸭绿江，有兵约1万人。但他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海西女真四部（哈达、乌拉、叶赫、辉发）总兵力超过3万，其中叶赫部就有2万兵力；蒙古各部也时常侵扰；明朝在辽东的驻军更是直接的政治军事压力。

那么，努尔哈赤为何要在此时主动请缨呢？

第一层原因是现实的生存压力。日本侵朝的公开借口就是“借道朝鲜伐明”，假若朝鲜完全沦陷，日军下一步必然进犯辽东。而努尔哈赤的控制区正好与朝鲜接壤，首当其冲。从战略上看，援助朝鲜就是保卫自己。

第二层是政治算计。努尔哈赤深知明朝“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他需要通过为明朝立功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当时他仅被明朝封为都督佥事（正二品），而海西女真的哈达部首领王台曾获封龙虎将军（从一品），地位更高。如果能在抗倭战争中立功，他就有机会获得更高封赏，压过海西女真。

第三层是实力扩张的考虑。2万军队的规模已经超过他实际兵力的一倍，请求朝鲜提供粮草，实际是想借战争机会扩充军队、获得物资补给。女真地区生产力有限，战争掠夺是传统的发展方式。

努尔哈赤的请求遭到了三重反对。

首先是朝鲜的激烈反对。朝鲜与建州有百年积怨。1467年，朝鲜曾配合大明围剿建州，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祖先董山。双方边境冲突不断。当努尔哈赤请求出兵的消息传到义州，朝鲜在御前会议上明确表示：女真想来分一杯羹，肢解朝鲜。朝鲜官员也纷纷上书明朝，坚决反对女真兵入境。

其次是明朝兵部的战略考虑。当时明朝从辽东调往朝鲜的兵力已达4万，辽东防务本就吃紧。努尔哈赤的部队虽然不一定可靠，但留在辽东至少能起到威慑蒙古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明朝的平衡之术。明朝在女真用了一招“分治”，有意保持均势。如果允许努尔哈赤出兵并获得战功，势必打破这种平衡。因此，万历皇帝在八月初十下诏：命其停兵待命。

时间转到1597年。丰臣秀吉再次发动“丁酉倭乱”，日军14万人卷土重来。明朝这次动员了7万大军入朝，由兵部尚书邢玠总督军务。战争进入胶着状态，蔚山、泗川等战役双方伤亡惨重。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努尔哈赤第二次递上了请战书。

万历二十六年正月（1598年2月），努尔哈赤的奏章送达北京。这次他的姿态放得更低，他还特别强调愿意“受天朝将领节制”，并派使者到朝鲜承诺：不要战利品。

此时的努尔哈赤已非五年前的部落首领。1593年，他在古勒山之战击败九部联军（海西四部+蒙古三部+长白山二部），斩杀4000人，俘虏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到1598年，他已基本统一建州、征服东海女真，控制区扩大三倍，兵力增至3万余人，并装备了上千支鸟铳和少量火炮。1595年，大明赏了他龙虎将军，此为女真人能够拿到的最大荣光。

那么，这次请战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首先是巩固内部统治。快速扩张带来统治不稳，新征服部落时有反叛。如果能获得明朝的进一步认可，将大大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

其次是战略试探。随着实力增强，努尔哈赤已经开始考虑与明朝的关系走向。入朝作战可以近距离观察明军的战斗力、战术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在朝鲜作战的明军中，刘綎、杜松等将领后来都在萨尔浒之战中与努尔哈赤交手。这种实地观察的价值不可估量。

再者是了解朝鲜虚实。朝鲜作为明朝藩属，始终是女真侧翼的威胁。如果未来与明朝冲突，朝鲜可能成为背后牵制力量。提前了解朝鲜的地理、军备情况，具有长远战略价值。

这一次，明朝的拒绝更加果断。

朝鲜的反应比上次更激烈。朝鲜宣祖直言：努尔哈赤若来，必是第二个倭寇。他们担心女真兵一旦入境，可能比日军更难对付。

更重要的是战争形势的变化。1598年初，明军已经逐步掌握战场主动。邢玠调整战略，采用水陆并进、分路合击的战术。8月，丰臣秀吉死了，日军士气大跌。明朝判断无需外援也能取胜，自然不愿让努尔哈赤插手。

因此，明朝再次拒绝了努尔哈赤的请求，并加强了对辽东的监控。

回顾这两次请战与拒绝，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深刻的历史逻辑。

对努尔哈赤而言，第一次请战核心是求生存、谋发展——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寻找壮大机会；第二次请战则是战略试探与准备——为未来的扩张收集情报、积累资本。

对明朝而言，两次拒绝体现了其一贯的边疆治理哲学：

从结果看，明朝的拒绝在短期内是成功的——努尔哈赤未能通过战争获得额外资源和政治资本。但从长期看，这种拒绝并没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崛起。就在第二次请战被拒后的第18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又过了2年（1618年），他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开启了明清易代的历史进程。

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如果当时明朝同意了努尔哈赤的请求，历史会怎样发展？或许女真兵与日军在朝鲜战场交锋，会改变东北亚的力量对比；或许努尔哈赤在战争中损耗实力，延缓了统一女真的进程；又或许他通过战争学到了更先进的军事技术，加速了后金的崛起……

历史没有如果。我们只知道，在1592年和1598年那两个关键节点上，明朝基于传统战略思维做出的选择，无意中为后来的历史巨变埋下了伏笔。而努尔哈赤两次被拒后的反应——继续默默发展，等待时机——展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隐忍与远见。这段鲜为人知的外交博弈，最终成为明清易代大戏中一个意味深长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