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解放后，王震打开监狱对一囚犯说：我当副手，你来当总指挥

1949年11月的时候，在乌鲁木齐郊外。寒风之中雪粒砸在监狱的铁窗之上，发出簌簌的声响。王震推开牢门，看见王恒升正在用指甲在墙上划地质构造图。很多弯弯曲曲的线条朝着墙角延伸过去，就好像是一幅等待勘探的矿脉图一样。这个曾经被判定犯有通敌叛国死罪的地质学家抬起头来，听到解放军司令员说，王先生，党中央宣布您是没有罪过的了。现在有十万大军等着烧煤来度过冬天，总指挥的袖标得由您来佩戴。然后真的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袖标，亲手给对方系上。后来王震在回忆录里写道，那天他的眼眶红得就像是刚刚熬过了三个夜晚的沙尘暴一样。

要讲清楚这场监狱交权的背景，需要先说说当时新疆所面临的燃眉之急。在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冬天，部队做饭以及取暖依靠胡杨木。后勤部长汇报称，已经砍秃了三十里林地，而这些木材只够烧七天。王震急得满嘴都起了燎泡。直到李四光从北京发电报说：要解决能源方面的难题，首先要找到王恒升。可没有想到这位从瑞士留学回来的岩石学专家，竟然因为曾经和外国学者交换三叶虫化石，被加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在迪化监狱关押了一年多。我认为历史有的时候就喜欢开这样的玩笑。当王震带着战士们在六道湾冰天雪地之中抡镐的时候，他们脚下三百米处埋藏着的煤炭储量，实际上在1938年被王恒升在勘探笔记里标注得明明白白了。

王恒升指认煤矿位置的情形，如同老中医号脉一般。他抓一把冻土在手里搓搓，又蹲下观察冰棱结晶的方向，然后指着一处说道：这儿三十六米见煤。战士们半信半疑地挖到三十四米深的时候，铁镐突然碰到乌黑的煤层，人群里爆发的欢呼声把坡上的雪坨震得簌簌往下掉。王震后来跟记者比划说：那天挖出的煤块亮得能够照见人影，比元宵节的灯笼还要暖人心！更厉害的是在露天煤矿开工仪式上，王震真的把总指挥袖标戴在王恒升的胳膊上，自己站到副手的位置。这种知识分子和武将之间的默契，比后来任何宣传画都更加生动地诠释了建设新新疆的实质。

两个人的命运相互交错，是值得去仔细思索的。王恒升在瑞士跟岩石学的泰斗尼格里学习的时候，王震在南泥湾拿着锄头开垦荒地。王震率领部队翻越祁连山朝着新疆挺进的时候，王恒升在牢房里面用草棍计算昆仑山火山岩的年龄。这种在时空错位之下所呈现出的殊途同归的情况，正好符合了那一句老话：历史给每一个人准备了不一样的道路，但是却会在最为重要的岔路口让他们相互遇见。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王震在识人善任方面有着更为深入的战略眼光。后来他组建铬铁矿指挥部的时候，又专门点名让年过花甲的王恒升去承担总工程师的职责。这位老人拄着拐杖揪着牦牛尾巴翻越祁连山的那个背影，成为了五十年代地质勘探队的集体记忆。并且王恒升没有辜负所被托付的，用岩浆液态重力分异学说解开了铬矿分布规律，听说苏联专家听到理论模型的时候不断感叹：中国边疆有着真正的凤凰！。

现在重新阅读六道湾煤矿的第一份产量报告，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王恒升坚持将日产量控制在三百吨以内，他表示细水长流才不会伤害矿脉。这与后来某些过度开发的情况形成了对比。如同他在日记中所写的，煤是大地给时间的信件，读得过于急促就会撕破页码。

在当年，王震所说的自己当副手的玩笑话，或许早就不再仅仅是关于个人气量的事情了。它如同一个楔子，深深地扎进了新中国该如何对待专业知识这个重大的问题之中。在2003年，王恒升102岁离世的时候，新疆油田的磕头机依旧在戈壁上没日没夜地运转工作着。这些钢铁制成的庞大机器每一次的磕头动作，仿佛都在回应着半个世纪前在监狱里所受到的那份知遇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