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姆里奇：弥尔顿失明后著述的口述及听觉“前文本”

【编者按】

12月11日至13日，由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主办的“东西方书籍史与文学研究”工作坊在杭州召开，中心国际顾问、美国弥尔顿学会前任主席、著名弥尔顿专家、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约翰·拉姆里奇教授在会上做了《弥尔顿失明后著述的口述及听觉“前文本”》的主题演讲。现整理主题演讲的精选内容，以飨读者。

约翰·拉姆里奇教授

本次报告源于我在准备会议材料时的一个思考：英国大诗人弥尔顿（1608-1674）在失明后的口述创作，是否构成了史诗《失乐园》创作过程中一种必要的“前文本”？

众所周知，弥尔顿在1652年彻底失明，他不得不通过口述的方式，将心中构思的诗句传达给各色代笔者。代笔者通常由家人或助手担任，他们负责将弥尔顿夜间构思并凭记忆背诵的诗句记录下来。这些口述的草稿随后被整理，最终由专业抄写员誊写成誊清稿，供印刷商使用。目前《失乐园》仅存的手稿残卷就是这样一份似乎在弥尔顿“监督”下（尽管“监督”一词对盲人而言似乎有些违反常识）制作并经多人批注的誊清稿。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本体论”的问题：弥尔顿那悬浮在“说”与“听”之间的声音，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一种诗歌创作初期的动态产物，既非纯粹的口语，亦非定型的文字，而是作者意图在最早可感知形式上的过渡性具现。它必须依赖抄写员的转录才能转化为持久的手稿，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前文本”的创作阶段。它作为自我构思与书面文本之间的中介，将作者意图从思维引导至媒介。这是一种即时的物质性表演，具有协作性和临时性。弥尔顿的口述声音虽然不具备手稿的物理形态，但它承载着类似于作者亲笔手稿的权威性。它是所有后续手稿的源头，但在缺乏录音技术的时代，它又不是一件持久的物品。

尽管弥尔顿的声音只是在听者之间震颤的气流，看似虚无缥缈、缺乏依托，但它们却是诗歌文本至关重要的“原件”，是弥尔顿创作意图最初的具象化。在弥尔顿失明的历史语境下，这种口头和听觉的传输是通向手稿或印刷书等更稳定状态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种创作方式将弥尔顿置于口语性和文本性的频谱之间。不同于荷马《伊利亚特》这类口头诗歌，弥尔顿的口述并非为了单纯的演讲或表演而存在；但它也不同于普通手稿，因为它依赖听者与代笔者的中介作用，这些人的存在或许会左右弥尔顿的最终表达。这是一个涉及修改、协作的过程，其共同目标是生成书面文本，弥尔顿的声音因此构成了一种过渡性的存在。这是一种为了被记录而进行的有目的的表演，它模糊了口述与书写的边界，将作者意图呈现为一种双重形态：在传达时是流动的，又在手稿中趋于定型。

当我们从理论的云端回到现实，考察历史上的失明作家时，会发现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历史上显然不乏拒绝文字的伟大口述者，如西方的荷马、苏格拉底以及东方的老子等，但我们应该将目光聚焦于那些像弥尔顿一样，在成年后失明却仍然坚持写作的作家。

除了弥尔顿，20世纪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在创作《尤利西斯》时也经历了视力逐渐丧失的过程。美国作家詹姆斯·瑟伯和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也有类似的遭遇。但在弥尔顿的案例中，我们拥有他对自己症状及其随时间发展的精确描述——这些信息保存在他1654年写给伦纳德·菲拉拉斯（Leonard Philaras）的信中。菲拉拉斯曾提出将弥尔顿的病历转交给巴黎一位著名的眼科专家。值得注意的是，菲拉拉斯之所以伸出援手，是因为弥尔顿当时已在欧洲舞台上成为了英国人民自由事业的捍卫者。

在信中，弥尔顿详述了他如何在三十多岁时先失去一只眼睛的视力，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失去了另一只眼睛的视力，最终在43岁时完全失明。随着视力恶化，他开始依赖他人朗读；而身为英国政府的拉丁文秘书，他更练就了口述国务信函和长篇小册子的技能。

弥尔顿的失明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成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议题。人们争论：这是不是上帝对他攻击国王查理一世及为弑君者辩护所降下的天谴？抑或是他为国事不懈操劳所付出的代价，甚至是其作为神圣先知与道德诗人的象征？彼时，失明似乎已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将阻止他兑现创作一部民族史诗的庄严承诺。这种危机感在他的《咏失明》十四行诗中表现得尤为沉痛而深刻。

这次来到中国前，我有幸发现了一个当代中国作家的案例，与弥尔顿形成了某种跨越时空的互文——这便是我在新华网读到的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家蓝野针的故事。为了更深入了解她的经历，在浙江大学郝田虎教授及其学生华雨晨的帮助下，我得以向蓝野针提问并收到了她的回复。

蓝野针与弥尔顿的异同发人深省。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成年后失明，而且视力丧失都是渐进式的：蓝野针在31岁时完全失明，当时她的长子刚过五岁。其次，两人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活挑战，并试图在黑暗中记录生命。蓝野针特别提到，虽然看不见世界的光，但写作让她感觉很充实。再者，弥尔顿力求创作出对读者具有道德教化意义的诗篇，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蓝野针努力追求的目标。她认为，如果能用文字为别人点一盏灯，自己也会更有动力。

两位作家的差异则更为显著。弥尔顿出生于富裕家庭，受过优质的教育，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且没有育儿负担。相比之下，蓝野针的家庭条件一般，丈夫常年在外务工，她在家主要负责照顾家庭和孩子。失明之前，蓝野针从未想过自己能写作，直到失明后的第五年，她才开始学习写作，初心是为孩子们树立一个不畏困难和挫折、不轻言放弃的榜样。在创作的灵感来源上，与弥尔顿宣称他的缪斯女神在他沉睡时向他口授诗文不同，蓝野针认为灵感不仅来自梦中，更来自于生活体验，甚至来自她“看”到的触动人心的句子或文章。随着时代的变迁，蓝野针拥有了弥尔顿时代无法想象的技术优势。弥尔顿依赖口述和代笔者记录下他的作品，而蓝野针则使用语音打字或专门为视障作家设计的辅助软件进行创作和修订。

通过对比弥尔顿与蓝野针，我们不仅看到了盲人作家在创作机制上的演变——从依赖他人的协作性口述，到利用科技进行独立写作——也重新审视了文本生成的本质。弥尔顿的口述作为一种“前文本”，揭示了文学创作中意图与媒介之间复杂的转换关系。他的声音在空气中振动，那是诗人意图的第一次物质化，是通向不朽文本的必经之路。而蓝野针的故事则提醒我们，无论是在17世纪的伦敦，还是在如今的广西，无论技术如何更迭，人类通过语言克服身体局限、记录生命体验的冲动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