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周伯荣上校把香港旗转放在英国军官的面前：请你先保存好

1970年4月，湖北沙洋的晨雾尚未散去，北京外国语学院集体迁至“五七”干校的队伍已经在田埂间排开。周伯荣跟着教授、同学一齐插秧、挑肥，第一次与黄土打交道。对于一个刚学了两年英语的年轻人，那片稻田的湿热远比课堂的单词难缠，但也锻出他后来能在任何陌生环境迅速站稳的本事。

干校生活持续了一年半，庄稼收割、渠道清淤、深夜防洪，什么苦活都赶上。回到北京后，他把补缺的课程硬是压缩在短短两年里啃完。1974年分配时，周伯荣在志愿栏写下“到军队去”。与同学看重外交部、大学讲席不同，他只想穿回小时候见惯的那身军装。

军政学院接收了这位英语底子扎实的年轻人。讲课、翻译、做科研，他一样都不落，但院首长更看中他的野战适应力。1979年，他被派到41军123师369团代理副团长，带一个加强营穿越雷场和雨林执行包抄。出发前，营长低声提醒：“团长，你有文化，兄弟们护着你。”周伯荣抬手压住帽檐：“命只有一条，谁也不能多欠。”那晚，营里无一人掉队。

80年代中期，中英关系逐渐解冻。1987年，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发函邀请中国军官入学，国防大学内部讨论名单时，周伯荣因外语、外军研究和实战经历同时过关脱颖而出。秋天，他以学员身份抵达伦敦，走进那所诞生于1927年的灰墙老校。

课堂上，各国制服颜色纷杂，议题却直指战略。英国同学好奇地问他对两伊战争持何看法，他一句“战争的成本最终由百姓买单”赢得掌声，却也让几位中东军官低头沉思。有意思的是，许多西方军人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解放军背景的中国军官，对他的从容英语颇感意外。

1988年11月，78名学员受邀飞往挪威北约北欧盟军司令部参观。欢迎酒会选在一栋极具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木质大厅。每张长桌摆着姓名牌和小国旗——桔黄、深蓝、翠绿交织成一排色带。来自香港政府保安司的区事培面前，是一面白底紫荆小旗，英国人称它为“香港旗”。

觥筹之间，区事培把旗子轻轻推到周伯荣面前，嘴角带笑：“给你。”动作不大，却瞬间让邻座的英军准将邓富乐抬头。周伯荣没急着回应，他把旗子再度移动，这次停在邓富乐杯旁：“请你先保存好。1997年，我来取一座繁荣、稳定的香港。”二十来字，语速平稳，周围的刀叉声随即停顿。短暂寂静后，掌声响起，法国学员吹了声口哨，算是调剂气氛。

一年课程很紧，却挡不住他利用周末钻进各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里商代青铜器、明代瓷瓶陈列得熠熠生光，说明牌上却注明“来源于19世纪远东”。周伯荣看了几秒，对身边英国同学低声一句：“抢来的东西再亮，也带血。”对方尴尬地笑笑，话题就此打住。

同年，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来学院演讲。提问环节，周伯荣站起，英文发问：“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英方认为香港能否保持繁荣？”杰弗里·豪回答得相对坦率：改革开放让很多假设成为可能，他相信香港继续繁荣。台下记录的记者把这段对答全文刊出，伦敦晚报用了“来自东方军官的冷静发问”做标题。

1997年4月21日，深圳皇岗口岸，一列涂着深绿色车标的车队缓缓启动。镜头里，周伯荣挥手发出“出发”口令，声音清脆。当天香港主流媒体同时滚动播放这段画面——距离交接仪式还有七十天，驻港部队先遣分队已按计划进港。

6月末，凤凰木开得正艳。周伯荣以副司令员身份再次踏上维多利亚港，对话还是英语，却多了身份的重量。香港记者好奇他的学习经历，他只答一句：“书本与行程对半。”简短，却让不少港媒编辑在标题里加了“务实”二字。

转眼多年，当年酒会上那三个人只剩他亲临1997年7月1日的现场。区事培退休旅居新西兰，邓富乐已升任英国陆军训练总监。旗子究竟被他俩谁保留，无从考证，但环顾天星码头灯火，周伯荣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繁荣稳定”此刻就在眼前。

几十年军旅跨度，几次重返同一城市，周伯荣的履历说明一个简单道理：战略的落点最终是人心，而不是纸面协议。那些在战场、教室、酒会里说出的句子，比任何仪式都来得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