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泰昌：秋天里的钱锺书

秋天里的钱锺书

文：吴泰昌

笔者第一次与钱锺书、杨绛夫妇合影

在北京三里河钱宅凉台上（1980年，黄俊东摄）

一

我见到钱锺书先生很晚，但记住他的大名并不晚。50年代中期进入北大中文系，常听到老师在闲谈时称赞他才学惊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的老师中，有的是他的同学，有的还是他的师辈，都是成就卓著的名教授，平日是难得佩服他人的。老师们的这些话语，对一个刚刚踏入文学门槛的青年，烙下的印记自然是深深的。

对钱锺书先生有了点具体了解，还是在读了他的著作之后。60年代初，我留校当研究生期间，阅读的选择自由度比本科时大多了。我从校图书馆借阅了钱先生40年代出版的几乎全部作品：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理论研究集《谈艺录》。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选注》和1962年在第一期《文学评论》发表的《通感》，是朱光潜老师推荐给我的“不可不读之作”。记得朱先生说过，《通感》比《谈艺录》好读，只有钱锺书写得出。

由于自己的学识阅历的关系，当时不可能深入把握钱先生著作博大精深的内涵，甚至有时过文字关也颇费力。不过，对钱锺书先生的崇敬，由此在心底切实地升起。

我初次见到钱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先生是在1977年。当时《文艺报》尚未复刊。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待了一段时间。为了支撑复刊不久的刊物，主编要我们千方百计多约些名家的稿子。

我先去求叶圣陶先生。编辑部就在叶老家对面，上班或下班前后，不时去看望他，慢慢熟悉起来。我磨到了叶老好几篇大作，叶老还介绍我去向俞平伯先生求援。

有一次叶老从开明书店出版的《谈艺录》谈到了钱先生。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找钱锺书，还有杨绛，我说一直想去拜访他们，听说钱先生正潜心巨制，不愿为报刊赶写应时之作，去了怕碰钉子。

叶老听了我的顾虑大笑着说：别怕碰钉子，他们待人很好，钱锺书有学问，人也健谈，拿不到稿子，听他们聊聊也长见识。经叶老的鼓气，我决定贸然去看望钱先生夫妇。

二

在一个金色秋天的下午，我来到三里河南沙沟他们的新居。来开门的是杨先生，当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后，她微笑着轻声叫我稍等，并很快将我引进客厅。只见客厅东头书桌有人在伏案写作，清瘦的脸，戴一副黑宽边眼镜，我知道这就是钱锺书先生。

他抬头见我站立着，连忙起身走过来：欢迎，欢迎！我在客厅西头靠近杨先生书桌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杨先生给我一杯清茶，钱先生在我正对面的一张转椅上坐下了。客厅宽大、明亮，秋阳投照在一排深黄色的书橱上，色调和谐，给人以温馨的感觉。

正当我端杯喝茶时，钱先生突然起身摆着手大声地说：写文章事今天不谈。碰钉子我已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碰得这么快，这么干脆。

还是杨先生观察细腻，见我有点局促，茶杯在手中欲放不下，便主动岔开话题，问我最近到过哪些地方，知道我刚从上海回来，便急切地问：见到巴金先生、柯灵先生没有？他们身体好吗？我将所见所闻一一告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钱先生的谈兴也上来了。

我静心地听他谈，杨先生在一旁也听着，偶尔插话。钱先生关心地问起了阿英先生身后的状况。他那天所谈，主要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些名著和中国近现代文坛的趣事。跟随他在书海遨游，他的饱学中西，使我大长见识，他的睿智、幽默、诙谐、风趣的谈话，使我获得少有的轻松和愉悦。

当室内阳光渐渐黯淡时，我才意识到该告辞了。作为一名编辑，在钱先生面前，初次，不，之后多次，我都是个不称职者，我记不起从他和杨先生那里约到过哪篇大作，但是他们的谈话对我素质修养的提高大有教益，对我具体的编辑业务也有许多宝贵的提示。

钱先生未必料到，初次听他谈话时，由于他多次忆及郑振铎先生，我才不忘次年郑先生因公遇难二十周年之际为《文艺报》约请冰心先生写了《追念振铎》一文。事隔多年，还得补谢钱先生、杨先生二位。

三

初见钱先生之后一年多，与他们没有联系。有时很想再去请教，想到他正忙于《管锥编》的写作，应酬也日益增多，不忍心打扰他们。没想到体衰多病的钱先生还在惦记我这个晚辈新朋友。

1978年12月，我突然接到钱先生的信，信中说：“去秋承惠过快晤，后来，听说您身体不好，极念。我年老多病，渐渐体贴到生病的味道，不像年轻时缺乏切身境界，对朋友健康不甚关心。奉劝你注意劳逸结合，虽然是句空话，心情是郑重的。”

钱先生的这句“空话”，却沉甸甸地流入我心底。虽然读到他的信时我已康愈，但这迟到的问候却给了我持久的温暖。

钱先生和杨先生，平时极少交游，却笃于情谊。每次见到他们，总询问一些老友的安康，连小字辈也不放过，李健吾先生幼女和我在同一单位，她的工作、生活近况，时时是他们问起的话题。今春以来，我身体一直不好，可能钱先生他们又听说了。

有次与杨先生通话，请她代向钱先生致候，正要放电话时，杨先生却说：锺书要和你说话。钱先生在电话中关照我：“注意身体，别丢了笔。”我只说了声：“谢谢！”还能说些什么呢！

钱先生和杨先生性格各异，杨先生对人的亲切初识就能明显感受到，而钱先生待人的亲切初识也不难细心体验到，他们挂念着许多前辈、同辈、晚辈朋友，他们也为许多前辈、同辈、晚辈朋友挂念着。

十多年来，我同钱先生夫妇有着不间断的往来。不频繁，也不稀疏。或书信，或电话，或登门，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在冬天。最初想去看他们，都是先写信预约。记得1979年5月，钱先生访美归来，我写信去，没几天就收到他的回信，告正集中“总结”，“暂勿枉驾，以免相左”。

之后，每次去看钱先生，都是电话同杨先生约，有时也有突然造访的。时间一般在他们午休之后，有次我去西城开会，想起钱先生正在病中，午饭后去看望他。上楼时，发现才下午两点，他们还在休息，便冒雨转身返回报社了。

四

仅有一次，我是明知钱先生不情愿而硬着头皮前往的。1985年，当时任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的林湄小姐来北京，很想采访钱先生。林小姐在香港和北京采访过大陆不少文坛名将，唯独没有机会见钱先生。她知道钱先生不愿接受记者采访，便托我帮忙。

我将她的希望在电话中转告了钱先生，钱先生警觉地说：这不分明是引蛇出洞吗？谢谢她的好意，这次免了。

林小姐见难而上，非见不可。逼得我只好建议她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我怕钱先生生气，当场让客人下不了台。原以为会先见到杨先生，求她疏通疏通。在我的印象里，杨先生比钱先生更随和更好通融。偏不巧，开门先见到的是钱先生。

关于这次“突击”，林小姐以《“瓮中捉鳖”记》为题发表了专访。不妨抄录一段：

那天下午，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钱老家门口。一见面，钱老哈哈地说：“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了……”他见我是个陌生人，又是女性，没有再说下去，便客气地招呼我们就坐。说来奇怪，一见之下，钱老的这两句，一下子改变了他在我脑海中设想的形象。他并非那样冷傲，相反是如此幽默，和蔼可亲。

我是这场“捉鳖”戏的目睹者。林小姐单刀直入，抢先发起进攻，平时大声谈笑、旁若无人的钱先生用沉默来抵挡，在林小姐不断的进攻下，他出现了窘态，最后只好无奈而又认真地一一回答。

关于《围城》，林小姐问：“钱老，你自己是留学生，小说写的也是留学生，那么小说里一定有你的影子！”

钱先生说：“没有，是虚构的。当然，那要看你对虚构做何理解。我在另一部书里曾引康德的话‘知识必自经验始，而不尽自经验出’，说那句话也可以应用在文艺创作想象上。我认为这应该是评论家的常识。”

《围城》中主人公读过叔本华的著作，林记者借此又问：“钱老，您对哲学有精深研究，您认为叔本华的悲观论可取吗？”

钱先生微笑中又带几分严肃地回答：“人既然活着，就本能地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从这点说，悲观也不完全可取。但是，懂得悲观的人，至少可以说他是对生活有感受、发生疑问的人。有人混混沌沌，嘻嘻哈哈，也许还意识不到人生有可悲的方面呢。”

钱锺书与杨绛在家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摄）

这台“捉鳖”戏演了近一小时，此外还有不少精彩的答问。告别时，钱先生关照林小姐，若要发表他的所谈，务必先寄给他看看。据知，林小姐写的这篇专访，是在钱先生过目认可后才发表的。事后我也没有听到过钱先生对这次被“捉”的任何不快的话。这次采访的顺利，给我触动不少，使我加深了对钱先生为人的了解，更多地看到了他通情达理的一面。

五

其实，钱先生待人和蔼可亲，处事通情达理，我是早有实际感受的。1980年，我陪香港书评专栏作家黄俊东先生去看望钱先生，记得黄先生也是临时有空，来不及事先与他们相约。

也许黄先生的木讷寡言，引起了钱先生的同情，我们一出现在钱宅门口，就受到了钱氏夫妇礼遇招待。黄先生写过有关钱先生的文章，但他那天纯粹是对仰慕已久的一位大名人的拜望，没有问及任何写作上的问题。彼此心情是松弛的，交谈也是轻松的。

临了黄先生提出，想替钱先生夫妇拍照，钱先生欣然同意，并主动提出与在场的人合影留念。这使我感到有点意外。钱先生平素是很不情愿朋友们尤其是新闻界为他拍照的，常开玩笑说，人长得又不好看，有什么可拍的？

我当时认识他有两三年了，也才是第一次有机会和他们合影。稍后几年，也就是在他的客厅里，我听他在电话中多次拒绝国内外报纸想为他拍照的请求：“人都老了，有什么可照的！”

日常生活中的钱先生，在待人接物时，往往呈现出的正是这样不甚和谐的状态：有诚诚恳恳、客客气气的推却，有似乎不近情理的拒绝，有勉强同意的接待，有热情的、兴致勃勃的交谈。

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同一人，在不同的事情上，会受到他不同的接待，自然对钱锺书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印象。

钱锺书是一位淡漠誉毁的人，古人云：“誉不喜而毁不怒。”钱锺书也是人，他不可能对誉毁全然无动于衷。他的人生哲学反对的只是自己不应得到的“过誉”“过福”。他常说：“福过灾生，誉过谤至——这是辩证法的规律。”适度的称赞他不仅能接受，往往还会引出他的几分得意的微笑。

据我对钱先生的粗疏了解，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他能做到“誉不喜而毁不怒”，但至少可以说他做到了“誉不大喜而毁不甚怒”。钱锺书能有毅力地甚或带有某种自我抑制地去坚持这样做，并不比他写出《围城》《谈艺录》等巨著容易。

十三年前，我初次见到钱先生和杨先生，是在金色的秋天。此后几次记忆深刻的交往也多在金色的秋天。我曾请钱先生题词，他为我书写了一首题为《秋心》的旧作律诗，内有一联是：“劳魂役梦频推枕，怀远伤高更倚栏。”

笔者喜获钱锺书墨宝（1980年）

友人托我请钱先生在画上题字，他写了有关秋菊的两句古语。我发现钱先生对秋天怀有特殊的喜爱。钱先生留给我的高洁而亲切的印象与我对秋天的感觉又那么吻合。我难忘在金色秋天里的钱锺书夫妇。

附记：此文刊于1990年12月2日《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