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05年出生的年轻人，处于话语和现实的极度撕裂中

“年轻人如今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来源 | 《富足一代》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

认识张雨希是因为她投稿给“小鸟文学”，短篇，很多人叫好。故事主角是两个男人，背景看起来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北——那小说是能看出时代感的，以至于我们猜测作者八成是个中年男人，从那个时代过来，否则怎能做到如此真挚、准确。联系上张雨希，才知道她出生于2002年，19岁的高中女生。惊为天人。

张雨希是作为我们的田野调查对象来办公室的。在杭州的时候，我们向她提起正在做的事情，发出邀约，她同意了。当时这个叫作“富足一代”的项目名称还没确立很久，连我们自己都在借着一次次和人聊天的机会来回琢磨各种措辞和定义。

差不多就是1995年到2005年出生的这一代吧，他们对贫穷或者短缺的记忆都不多了，对，我们说的是城市里那些孩子，可能还偏一线、二线的......

或者叫“富足社会一代”？这样比“富裕”要更准确一些，一个家庭到底富不富裕，每个人的感知不太一样，对富裕的理解也各有不同。有的时候鸡同鸭讲，有的时候完全南辕北辙。“富足社会”这种对社会总体的定义大家更容易获得共识。

很关心他们对世界是怎么看的，三观是怎么形成的。

《宽松世代又如何》剧照

张雨希在高二前的那年暑假，获得AFS国际交流文化组织提供的机会，去瑞士十个月。她给自己一个gap year。这也是19岁的她比同龄人晚一年上大学的原因。而回到这一天，她可以在高考的日子坐在这里聊天，是因为她读了国际学校，她选择A-Level课程，通过了伦敦政经学院(LSE)的审核，将于9月份去英国。

“国际学校”以及所有相关概念是最近十几年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需要考虑的一件大事：在国内还是国外读大学，去英国还是美国......至少在初中之前家庭要做出选择，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这个决定得更早——可能从选择幼儿园开始就已经选定了方向。和这些选择一脉相承的，是瑞士这样的机会的出现，是选拔机制的开放，是中国愿意进入这样的体系之中，是教育资源的全球化。

所有这些，在张雨希这一代人出生、长大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张雨希的世界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尽管我们知道富裕社会的实现其实还要假以更长时间的努力，我们也知道对于相当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富裕还存在于理想之中—更何况富裕、富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我们还是定义成“富足一代”，还是从这代人形成之后的变化入手。

“好奇心日报”曾做过一个专题。那个专题采访了20多位公共知识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他们探讨同一个问题：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

那是2016年，“年轻人”是商业新大陆。现在想来，那也差不多是出生在2000年前后的年轻人最早拥有手机的时间。消费主义的物质基础在移动互联网上将将就绪，新的消费习惯和观念正在诞生。网络成了试衣间，社交网络已经从BBS转入社区，媒体已经完成公众号化和微博化，外卖、闪送、氪金......年轻的灵魂，在指尖寻找世界。

涌入移动互联网的年轻人，按照大家后来的说法，一个人后面站着六个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他们自带消费力 ，资本没有道理不拥抱他们 。

此时，中国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得相当饱满、高调、膨胀。创业家、投资家和创业投资思想家们一头盯着风口，一头盯着年轻的消费群体，预估新风口并抓住所有可能的“痛点”。市场迎合年轻人的姿势笨拙可笑，唯独不缺热忱——年轻人所思所想、所有行为、所有习惯、所有场景，方方面面都被那些贪婪的眼神抚摸无数遍，想年轻人之所想，为年轻人服务，年轻人被资本所“宠爱”......

年轻人的父辈，一方面制造了这个看似抚摸着心灵、揣摩着需求、物质上几乎有求必应的美丽新世界，指向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手中的一点点钱、消费主义狂欢、娱乐至死......另一方面依然推崇犬儒主义和明哲保身的厚黑哲学，“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你弱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有那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已经不再被提起——属于上一代的、可能还有更上一代的。摸着石头过河虽勇气可嘉，但新一代进入的是前辈改革出来的深水区，如今看起来还要一路摸下去，而且似乎越来越难摸。难道前面的石头都白摸了？

年轻人如今已经没什么可丧失的

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年轻人”的时候，大约也是从2016年开始，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手机应用更凶猛地占据所有人的生活。不分年龄，不分背景。人们沉浸在手机里，远远超过尼尔·波兹曼所批判的电视占据客厅“娱乐至死”的时代。

所有模糊的问题讨论和基础的公民教育，都被物质发展的话术覆盖。在我们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新四大发明”的光环还耀眼无比，它带来的文化自信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折射出更复杂的面向。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出现频率很高。知识分子理应公共，只不过在我们这里，知识分子往往与专业人士混淆，过于宽泛。而在我们语境之中出现的“公知”，更多时候是一个时间概念，“公共知识分子占据互联网话语空间的时候”......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向自己提问，在他们确实销声匿迹之后的公共舆论空间里，如今我们面对的年轻人的观念形态是否可以标记现在的时代？如果要标记这个时代，他们之间的共性或者普遍性应该如何总结？

《小欢喜》剧照

年轻人与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年轻。我们面对的是某个个体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没人可以说这个阶段的状态和他们接下来的人生会不会产生关联，若会的话是以怎样的方式产生。有一个采访对象的爸爸，对儿子目前的政治立场持（可能是故意为之的）轻松态度，“只要用不上外卖，他就知道生活的真相了”。

如果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是这位爸爸认为，儿子的生活中还没有太多真正要考量的事情发生，所以现在闪耀给人看的全是政治光谱，未来就好了——当生活中更多柴米油盐的具体事务给他们赋予标签的时候，“就好了”。

但换个角度看，这个为年轻人奠定底色的社会，对他们人生中这段时光的浸染和标记，又意味着什么呢？

一位采访对象说，年轻人如今已经“没什么可丧失的”。说这话的人出生在2001年，喜欢用知乎“谢邀体”的语言来聊社会观点，也就是把自己的观点包装成“他们”的观点。“他们，”他说的是青睐威权的年轻人，“反对大资本、大地产商，再正常不过。”

他认为他这一代面对的是一个固化的世界。不管有没有家族财富可继承，对他们个人来说，赚好多好多钱、买房子、自我奋斗的机会几乎没有了。就像一位叫戴小萌的受访者所说：“我们家已经买了几套房子，他们那一代赚钱容易，我怎么赚钱，也买不下一套上海的房子吧？”

父辈阴影下的“富足一代”

这个世界是上一代人一手创造的。财富、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人的精神世界，都是如此。

谁都不会否认，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巨变，它传递到每个人的家庭生活当中。在个人财富增长、中间社会阶层形成之后，不论是筚路蓝缕的前一代还是乐享其成但又丧失机会的后一代，他们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几十年里，我们常常说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发达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的变化，人们为此而自豪，而它的另一边是什么？

《下一个素熙》剧照

就我们的观察来看，仅仅是对“正义”的理解，就足以产生不同代际之间的矛盾。不管是父亲还是儿子，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利益上的矛盾，但都会在他们各自对“正义”的理解之上产生冲突。其中最不公平的地方在于，父辈拥有把自己认为的“正义”强加给另一方的能量。即便“正义”本身无可置疑，但傲慢和父权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合理的方式，是自我审视和引入某种纠偏机制。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很少有人做到这一点。

父辈对年轻人形形色色的立场有的时候会抱一种“过来人”的达观：这又怎么样？谁没有年轻过？激进很正常，要求打乱一个旧世界也正常，新一代人要重新分配财富也正常。这就是规律。

我们找到了一些年轻人 ，我们还和别人讨论“他们”。“别人”主要是年轻人直接意义上的父辈和更抽象意义上的父辈——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 ，这些人创造了一部分公共话语 ， 如果要问“这个社会 ，对年轻人太好了吗”，他们绕不过去。

上一代人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都有一种紧迫感，要提及时间——比如强调四十年的历史 ，痛心疾首 ，很难再有四十年的时间来建立起成熟 、有效率的可以自我成长的体系了 ，他们几乎是有一种面对不可再生式资源的难过......所有时间问题背后只有一个真相：他们的焦虑 。

另一端的年轻人则截然不同。有人随时准备赞同你，让你陷入对自己的怀疑 。还有些人会说，“可能我的想法还有很多变的空间”，“有些东西我还是不懂 ”，“可能以后会好一点吧” ...... 我们相信他们并不是在客气 、敷衍或者妥协 。

“我没经历过 ，很多事情我凭我的直觉判断 ，这只代表我现在的想法 ，不代表以后 。”当一个人这么说的时候 ，你知道他至少不焦虑 。

对或者错，都是现阶段的事。我们所写的，是2020年一群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之间的冲突，我们偶尔会把2023年的他们作为对照。但总体上来说，它是在2023年这个时间点上对2020年的记录。这期间变化的东西有很多。但就像我们在2020年时提醒自己的，会不会变好或者变得不那么好，没必要去做预测。

我们力求让每个人都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