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毛主席召开重要会议，亲自点将王诤：有他在，我们都放心

1969年3月5日凌晨，北京西郊气温仍在零度以下，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一次关乎前线指挥效率的紧急会议突然被临时加到议程里。会上，负责边境作战协调的同志提到：“敌台的电磁干扰愈发猖獗，我军联络屡受掣肘。”毛主席沉思片刻，随即抬头问：“王诤现在在哪儿？”一声呼唤，会议气氛瞬间凝固。主席接着说道：“有他在，我们都放心。”与会者心领神会，电子对抗的重担又一次压到了那位沉默寡言的通信老兵身上。

逆时针拨动时针，三十九年前的1930年12月，一台残损的国民党电台被红军缴获，报务员王诤同时“缴”到中央苏区。电台虽破，频率依旧。那天毛主席在瑞金与他握手，“欢迎你们参加红军哩！”一句朴素的欢迎词，把这名二十岁的湖北青年留在了革命队伍。王诤随即发现：自己这一生，很可能都要围着无线电波打转了。

短短三个月后，第二次反“围剿”序幕拉开。王诤负责监听公秉藩、王金钰两师电台。敌军麻痹大意，明码拍发：“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截获情报后送到毛主席桌前，主席轻轻笑了笑，地图上立刻出现新的红色箭头。富田之战红军全胜，王诤的耳机就像一把隐形的指挥刀，为总部赢得了先机。

无线电队起步寒酸，树荫作课堂、石板当凳子、左手大拇指替代电键。毛主席专程来上政治课，他拍着桌子说：“红军的字典里没有‘困难’二字。”一句话成了通信兵的座右铭。十余名年轻战士在王诤的口令里练习莫尔斯码，他们不知道未来会走到雪山草地，更不知道自己将为后来的大国通信网络埋下火种。

1935年冬，长征途中强渡湘江。敌轰炸机轮番扫射，部队夜里清点人数却找不到王诤。有人猜测他受伤，有人怀疑他叛变，毕竟他掌握的密码本、敌情动态堪比一座“流动档案室”。毛主席当即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三日后，王诤拖着发烧的身子走回营地，自称“晕倒在树丛，醒来队伍已远”。虚惊一场，却让所有人意识到通信系统的重要程度。

抗日烽火燃起，延安西北的沟壑间出现了八路军第一所通信学校，王诤任校长。缺设备、缺粮食，更缺铜丝。学员们上山砍竹条搭床，磨杜梨木刻度盘，用旧铜元剪成电容片。有人埋怨条件艰苦，王诤却指着简陋的实验台说：“蒋介石要困死延安，可我们能自己造电。”言辞不多，却点燃了青年们的热血。后来，延安总台、大功率发射机、边区广播电台相继建成，陕北上空第一次响起清晰的《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政权更迭，新中国亟须一张覆盖全国的通信网。王诤被任命为总参通信部长，兼国家邮电部党组书记。线路要铺、电报要通，海量难题砸过来，他给自己定下六字方针：统一规划，先军后民。有人提醒他：“地方电信也得管。”他摆摆手：“战场用得上，全国自然用得上。”1950年秋，他又出现在沈阳，为志愿军入朝筹划通信保障；战后，他带调查组踏遍鸭绿江以北，三大册《朝鲜通信经验汇编》成为总参“制式教材”。

时间回到1969年。珍宝岛摩擦不断，敌方大功率干扰器压得前线通信时断时续。王诤奉召进京，脚步仍如从前稳健却稍显迟缓。一进作战室，他连夜拿到频谱图，第一句话是：“干扰源逻辑不复杂，但手段不少，先解调再压制。”随后，他抽调新组建的电子对抗部队，推演几套反干扰方案，并要求前线台站更换备用频段。三昼夜后，前线报来捷报：“通联正常，敌台哑火。”毛主席又一次传话：“有王诤在，大家踏实。”

有人问他成功秘诀，他淡淡一句：“无线电不是魔法，是科学。”坦率中透着军人克制。次年，《人民邮电》刊发《珍宝岛通信保障纪实》，作者署名“Z·W”，圈内人都知道那是王诤的笔名。这份纪实材料详列了敌我频率对抗的技术细节，也记录了他坚持的原则——“自力更生为主，国际合作为辅”。句子不华丽，却成为后来电子对抗教科书的首章。

王诤一生鲜少发言，但留下的制度、标准和教材却厚达几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军内整理档案时，不少年轻参谋第一次翻到1931年那份用铅笔写成的《江西苏区无线电训练班课程表》，纸张泛黄，字迹仍坚定。有人感慨：“真没想到，当年的树荫课堂撑起了今天的军网骨架。”传输方式变了，精神底色不变。正因如此，1969年那句“有他在，我们都放心”才显得格外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