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根首发] 徐泓 | “骨头最硬”的北大校长马寅初住在燕南园63号

燕南园63号， 马寅初先生1952年9月至1960年1月的居所

文 | 徐泓

马寅初先生1952年9月至1960年1月住在燕南园63号。入住后，校方为这个院落加建了一道围墙。墙内翠竹环绕。冬夏常青的翠竹，因素有“虚心劲节、宁折不屈”的君子之风，是马寅初最喜爱的植物。他在杭州的住宅就种着许多竹子，被称为“竹屋”。

一、“兄弟我今年73岁……”

燕南园那些1950年代出生的小男孩儿、小女孩儿，都记得这座“校长官邸”。翠绿的竹林掩映着宽大的平房。院子很大，栽着各种花木。南面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坪，两棵高大的白皮松矗立其中。

住在52号的邵瑜（邵循正的女儿）和小朋友们在游戏场玩时，常会看见一个胖胖的老头，从西南角一个院子走出来，沿着小路走过。“我知道他叫马寅初，和我父亲认识，我叫他马伯伯，他总是和蔼地对我点点头。有一天燕南园篮球场的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大字报，我从大字报上学会了一个词“马尔萨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那个“胖老头”了。

住在57号的汤双（汤用彤的孙子）回忆：“马老出事之后，就再也没人住在那里。整栋房子都是空的，只住着一对看门的老夫妇，大门也很少打开。”63号的院子极大，由于常年没人住，里面盛产各种各样男孩子眼里的好东西，例如大个儿的蛐蛐、土鳖、蜈蚣等等。还有两棵杏树，结的大白杏比冯友兰先生家的杏高出一个档次。不过想进入院子可不容易，汤双说：“那里总是关门闭户的，而院墙又特高，很难爬上去。”

马寅初刚搬进园子，他的座驾就曾吊起这帮男孩子们的胃口，他们发现：接送马老的是一辆苏联产吉姆12型。当时全北大也只有三、五辆小轿车，而这辆是配车级别最高的。他们据此判断：新来的校长是个位尊权贵的人物。

我好奇地查了一下资料，果然，按照1954年9月国家有关规定 ，吉姆12型轿车的配属范围为行政五级以上。再一查，1955年国家从供给制改行工资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定为行政二级，马寅初与其他55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定为行政三级。还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可以佐证马寅初的地位：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照片中从左数第一人，面对镜头的那个“团团脸”不正是马寅初先生吗？

左一面对镜头的“团团脸”正是马寅初先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8日北平军事改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北大。5月4日北大校务委员会成立。但校长一直空缺。1951年春，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校长。6月1日，在北大红楼前的民主广场举行就职典礼。马寅初身着整洁的蓝色中山装，头戴八角解放帽，红光满面，发表了带有绍兴口音的演说：“北京大学是我的娘家。今天，我回到了娘家，见到了红楼，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他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学生们高兴得把他抬了起来，抛了起来。

1952年10月4日，院系调整后的新北京大学，在西郊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马寅初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意是拥护院系调整，努力建设新北大。报告不长，但频繁使用“兄弟（我）”这个民国范儿的自谦词，令从燕京、清华合并过来的众师生 “耳目一新”。记得我的父亲私下和二舅韩德刚嘀咕，二舅从1948年就进了北大化学系，已经见怪不怪，解释说：“这正是马老的作派！不会打官腔。”

1950年代入校的那几届北大学生，和马寅初有过直接深入的交集。这次我着意搜罗了他们写的回忆文章，发现几乎都对马寅初的“兄弟（我）”印象深刻，并颇有好感，对此评价说：谦逊、平等、诚恳，还有可敬的天真。

据回忆文章描述，马寅初每年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不过两三次，都是在大饭厅。他一走上主席台 ，会场就沸腾起来，掌声如汹涌澎湃的潮水，许多人站起来欢呼。学生们敬爱他，尊称他为马老。

中文系 55级学生邓荫柯说：“我第一次听马老讲话，他的第一句就是‘兄弟我今年73岁……’这在过去是常用的谦称，当时已经很少用了，听来令人感到新奇和亲切。他讲起话来，既无讲稿，也无大章法，有的是一股扑面而来的热情和不假修饰的真率，不过却始终围绕着劝勉学习和鼓励锻炼的主题。”

中文系 55 级学生钱文辉回忆，1955年岁暮的一个晚上，一位政府部长来北大作报告。他讲话时马老不在场，直到讲完话被秘书接走后，马老赶紧走上台。只见马老脸上有酒气，双手抱拳拱几拱，用一口绍兴土话说：高教部请客，兄弟吃了一眼（吴语：”一点儿“的意思）老酒，来迟了”。钱文辉说：“（马老）在我眼里，是个‘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人物。”

私下场合的马寅初更可爱：中文系 55 级学生戈悟觉连破北京市高校跳高记录，马寅初一贯重视学校体育运动，闻讯非常高兴，特意请他吃了一顿饭。“不成敬意，4菜4碟一汤。喝绍兴老酒？”戈悟觉说：“不会喝”。马老拿过杯，自斟自酌：“兄弟不客气了。就两小杯，点到为止。这样可以吧？”

江隆基副校长第一次去63号拜访马寅初，也被他满口“兄弟”长、“兄弟”短的逗笑了。马寅初说：“兄弟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水。兄弟浙江绍兴人，好茶有的是，偏偏无缘，就爱喝个凉开水。”他给江隆基的初步印象：一个胸怀开朗、容易共事合作的长者。

马寅初是名副其实的“老北大”。 他1907年赴美留学，1916年学成归国，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出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以应用经济学为主的课程，直至1927年，任教十一年。

其间， 1919年春，蔡元培决定在北大设教务长，并在全校公开竞选。马寅初战胜呼声很高的胡适，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他贯彻蔡元培的改革方针，大刀阔斧废科改院，废门改系，初步奠定了北大现代化综合性大学的教学体系。

同年，在“五四”运动中，北洋政府拘捕了爱国学生，蔡元培愤然辞职，马寅初以教务长身份参与主持北大校务，他与马叙伦、沈尹默等教授到教育部，要求释放被关押学生，他大义凛然地表示“要关，就连我们一起关进去”，“如蔡不回校，北大教员总辞职”。

1927年12月20日，杭州举行北大建校29周年纪念会。已南下任职的马寅初在演讲中提出了北大精神和牺牲主义：“回忆母校自蔡元培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永久不死。既然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私利，勇敢直前，以述其至高之鹄的。”这一段有关北大主义或北大精神的论述，现在隽刻在63号马寅初先生的浮雕头像旁。

燕南园63号马寅初先生浮雕头像

从数篇纪念马寅初先生的文章中，可以读出北大师生私下达成的一个共识：马寅初校长的名字同“科学、民主、进步”的北大传统协调统一，他是当之无愧的北大精神的象征。

二、在大饭厅做“新人口论”学术报告

又是在大饭厅。北大学生的集体记忆聚焦在1957年4月25日。上午马寅初亲自在小饭厅门外“校长办公室布告”牌上贴了一张黄纸海报，标题是“请柬”，文字要点是“我最近研究人口问题，小有心得，将在大饭厅向全体教授和大学生先生们汇报学习心得，敬请到时到场指导。最后是端正的个人签名：马寅初敬上。

下午1:30，大饭厅里，几千名北大师生自带椅凳，挤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隙。这是马寅初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作学术演讲，引起广泛注意，听讲者不光是北大师生，还有不少闻讯赶来的外校师生以及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76岁的马寅初在热烈的掌声中，用洪亮的声音、激昂的语调，大量具体调查的数字和生动有趣的比喻，阐述了他在人口问题上的见解与主张。整个报告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场内外全被他精彩的演讲吸引，大家低头奋笔疾书，生怕落下一个字。众人的听后感可用四个字表达：“醍醐灌顶”。

数学力学系1954年学生王选对马寅初这次演说印象深刻：“他对人口过多的负担十分忧虑，讲话语调非常激动，并不时拍打桌子。”“马老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人口数据统计的重要性，他说现在的数据都是static(静态的)，一定要有dynamic(动态的)的数据才能反映人口发展的趋势。”

这次演讲的底稿经过整理，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刊出，配以醒目的大字标题，这就是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新人口论》。全文共分十个部分：1、我国人口增殖太快，2、我国资金积累不够快，3、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4、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5、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6、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7、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8、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9、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10.几点建议。马寅初的中心论点：在中国不仅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质量。

北大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当年还是一位年青的助教，她是汤用彤先生的大儿媳妇，在公公一起住在燕南园58号。

她在《马寅初校长住在燕南园六十三号》一文中，披露了《新人口论》背后的政治博弈：1955年马寅初先生已经73岁，他先后三次深入浙江对人口问题进行调查，还掌握了上海、江西、江苏、上冻、北京等地的材料，草拟了一份以控制人口和加强对人口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报告，准备在当年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马寅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没有想到征求意见时，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有些人甚至反诬他是“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称他为第二个马尔萨斯。马校长暂时撤回报告，经过更加深思熟虑的修改， 1957年他再次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正式提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他指出控制人口十分迫切，十分必要，并语重心长地警告：“人口若不设法控制，党对人民的恩德将会变成失望与不满。”但回答他的竟是全无理智的“百人围剿”。到了1958年5月，在康生、陈伯达的插手下，据统计，全国上阵批判他的人已达二百之众，各大媒体发表讨伐文章多达58篇 。1959—1960年，媒体再度发动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先后发表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如果说，1958年对马寅初的批判，还基本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的，这次批判就扩大升级到政治领域了。这两次批判《光明日报》都是“先锋”。当时正在广州出差的马寅初，看到报纸上的批判文章时，气愤地一甩袖子说：“光明日报不光明！”

马寅初表示：在人口问题上，“不管怎样艰难险阻，绝不后退半步”。他在1959年第11期《新建设》杂志上发文《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文章最后有两则附带声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60年1月，马寅初最后一次在《新建设》杂志上发文《重申我的请求》，他说：“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的人口问题，要调查、分析、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的，不能专凭教条来破别人的。毛泽东主席说过，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客观实际抽出来的理论。因此我重申我的请求。”

“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三、“唯马首是瞻”

为什么马寅初如此有底气、有骨气地坚持他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坚信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

马寅初，字元善，1882年6月24日生在浙江嵊县浦口镇。因生辰为“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再加上姓马，而被乡人认为“五马齐全，必定非凡。”

马家是做绍兴黄酒生意的，算得上当地有头有脸的商人。马寅初排行老五，上面还有好几个哥哥姐姐。家里本来指望他接手酒坊生意，但他从小就不爱跟着父亲学酿酒，只喜欢捧着书本啃。父亲觉得这小子不务正业，气得直接断了经济支持。幸好父亲的好友上海瑞纶丝厂的老板张江声先生施以援手，把他送到上海一所教会开办的英华书馆读中学。这学校教的全是新式课程，英文、数学、科学等。马寅初开始学习英文，由于他的家乡口音很重，发音总是不准。为了准确发音，他便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反复朗读。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冶矿专业。1907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官费留学资格，成为二十世纪初最早的一批留美学子，比1909年清华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还早 。

马寅初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改学经济学。他说，中国的问题在于贫、弱、愚、私，中国的出路在于富强。

1910年2月《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刊登了1909 - 1910学年耶鲁大学中国留学生俱乐部成员的合影：19位大清国留学生早已剪去脑后的长辫，脱胎换骨，西装革履，意气风发。 28岁的马寅初神态自若，坐在前排左起第二的椅子上。

1910年马寅初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底，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专攻财政学、货币银行学；1911年6月通过题为《中国的公共收入》的硕士论文，取得文学硕士学位；1913年，他师从美国著名财政学家赛利格曼教授，完成了题为《纽约市的财政》（The Finances of the City of New York）的博士论文。1914年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因有独创的见解、重大的经济学价值，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立即出版，而且被直接拿来当了本科教材。马寅初还在纽约大学研修了会计学和统计学，学术功底打得十分牢固。他成为最早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学者之一。

1915年，他谢绝了导师赛利格曼教授请他留校任教之约。回国时只带了两个行李箱：一箱英文经济学著作，一箱他在纽约贫民窟调研的笔记。他也带回了三个终身未变的嗜好：爱喝可口可乐，爱喝冰水，酷爱“冷热水浴”。

回国后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执教11年， 1927年南下，先后执教于上海商科大学、南京大学、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等，主教货币银行学、中国金融论等。1923年他联合由清华留美归国的经济学者刘大钧、陈长蘅、陈达等人与燕京大学教授戴乐仁（J. B. Taylor）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学社”，并担任社长。1923年至1928年马寅初的主要学术活动集中通过演讲的方式，翻译、引进和评价国外经济学理论，出版了四卷本的《马寅初演讲集》。

马寅初主持操刀了当时很多重大的金融改革。1917年，马寅初协助梁启超（时任财政总长）完成币改计划；他到上海牵头组建“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他第一个宣介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特别是在《中华银行论》中介绍了再贴现工具，率先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用元案》，推动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等。这种教学、实践、研究和组织相长的经历，使他成为民国经济金融界的权威，从而连任四届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主持制定了不少金融法规，如《票据法》《交易所法》《银行法》等。直至1938年马寅初在重庆抨击国民党政府“前线吃紧，后方紧吃”，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1940年马寅初在陆军大学发表反蒋演说，控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腐败误国之罪，远在汉奸、奸商之上。触怒了蒋家王朝。1940年12月至1942年8 月 马寅初被蒋介石关押在贵州息烽、江西上饶等地，失去人身自由一年零八个月。由于他连续发表言论抨击时局，1946年 2月 10 日在较场口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打得身负重伤，连马褂都被剥去，文稿被抢走。1947年5月25日，马寅初应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前去演讲，国民党当局十分恼火，派出特务公开威胁说要干掉他。马寅初毫不畏惧，毅然前往，在讲台上拍着胸口大声说：我知道今天会场里有特务，现在你敢站出来！你敢向我开枪！朝我胸口打吧！我是不怕死的，我就是要讲话的。

马寅初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拥戴与尊敬，他65岁寿辰时，上海经济学界聚会，为他送上的贺匾：“唯马首是瞻”。

我也是在这次写作中，通过爬梳历史资料，重新认识了这位老人，竟有如此学问、如此品性、如此阅历。爱国爱民、敢怒敢言，追求真理，无私无畏，我想这就是他的底气来源。

四、坦然面对批判，拒不检讨

1959年，预谋已久的一场对马寅初的围攻开始了。一日之间，近万张大字报被命令生产出来，白纸黑字，条条挂挂，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燕南园63号、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中，都贴上了大字报。马寅初毫无思想准备，起初还以为是对他善意的批评，于是便让秘书到校园各处抄录大字报，送给他看。但大字报越来越多，抄不胜抄，而且调门越来越高。于是秘书也就不再抄录。

诸天寅回忆：有一天下午，时值雪后，天气严寒，朔风凛冽。他在燕南园63号外墙的大字报前，看到神情严肃的马寅初在专注地观看大字报。“在寒风中，身着呢大衣的马老像一尊钢铸铁打的雕像，定格在张张像利箭一样射向他的大字报前”。

对马寅初的批判会有多种形式。北大副教务长、经济系教授严仁赓在回忆文章中历数：有大型的全校性批判会，也有各系的小型批判会，既有背靠背的，也有面对面的。在大饭厅进行的全校性批判会是背靠背的，组织了大批发言，还拉了一条专用电话线到燕南园马老住处，叫他洗耳恭听。这使他无法反驳，像一场终身“缺席判决”。

北大哲学系55级某某回忆，我俩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参加了一次对马寅初面对面的批判会。那次批判会的地点是在哲学楼的阶梯教室，哲学系和经济系的高年级学生都被组织安排参加。会上哲学系总支书记某某亲自登台发言，还有几位青年教师和学生发言，批判的内容从“人口论”到“团团转”的经济均衡理论。批判会的调子越来越高，以势压人。不讲科学、不讲道理、暴打棍子、乱扣帽子。

而马寅初在听完批判之后的表态，至今还令人难以忘怀。他站起身徒步于台上，神闲气定，从容地对发言批判他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说：“你们还年轻，有许多事你们不了解，我是人大常委，我看到的材料你们看不到，你们将来会明白的，我不怪你们。”他还说：“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对我有救命之恩的朋友（指周恩来）劝告我，你只要认个错，就没事了。我以前一直很听他的话，但这次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不能认错，因为没有错。我是慎重研究得出的看法，有事实根据的，追求的是真理，是为国家好。我年事已高，很多事都已经无所谓了，但是，我得给青年人树一个榜样，坚持真理的榜样，独立思考的榜样。”

马寅初在1959年第11期《新建设》杂志一则附言中，有一段直接向北大学生的呼吁：学术问题贵乎争辩，越辩越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着“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用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马寅初对北大学生的拳拳之心，在批判围攻高压之下更显高洁珍贵。他说：“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战胜我，但是要用科学，而不是大棒。”

北大经济系教授张友仁，当年是一位年青助教，纪念文章中提到一个让他感动的细节：马寅初从事科学研究，虽然事事亲自动手，但并不是没有教师和职员协助他收集资料，作他的助手，同他探讨学术问题。他十分重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认为只有搞好综合平衡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他长期收集我国人口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并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他心急如焚，主张“必须有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最后形成《新人口论》的论文，于1957年发表。当时北大教师中，有许多人如许德珩教授等，都是非常赞同马寅初人口论的。但是自从“新人口论”横遭大规模批判以来，北大并没有象别的政治运动那样，揪出一个集团，只涉及“单身匹马”的马寅初一人，这不得不归功于马寅初，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独自承当全部责任，没有牵连到任何人，保护了同事。

马寅初坦然面对批判，拒不检讨，照常笑眯眯地出入北大燕南园63号，“圆圆一张脸像弥陀”。北大学生回忆：“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1960年2月，新学期开学伊始，大饭厅前贴出一张布告，上面写着：马寅初已向教育部辞职，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马寅初不再担任北大校长职务。

马寅初离开北大后还有一个余波：这年毕业的外国留学生一致拒绝领取没有马寅初名章的毕业证书，他们认为马寅初是国际间知名的经济学家，有他的名章毕业证书含金量高，回国好找工作。据说，这件事一直闹到外交部，最后还是给他们换发了盖有马寅初名章的毕业证书。

五、“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我从马寅初传记、多人回忆马寅初的文章中，寻找他在燕南园63号居住8年的生活印迹：

杨建业所著的《马寅初传》，对燕南园63号的描绘如下：一座呈H型的高级平房公寓，园内栽种着鲜花、苍松、翠竹，还有杨、柳、榆、槐和核桃树。院内有一块空旷的草地。草地北端，有一大约20平方米的凉坪，上面设有用汉白玉雕成的圆的石桌石凳和长方形的石条。每当夏秋之际，马老学习或工作感到疲倦时，就在草地上散步，或在凉坪里休息。院子西南面有三间一套平房，是国务院专门为他修建的小会客厅，后来他的秘书姜明结婚以后，一家人住在里面。

他的H型公寓，由一套坐北朝南的房群组成；正门口有台阶，两根圆圆的水泥柱子支撑着一个宽大的走廊，步入正门后有三间宽大的房子，中间是客厅，西边是餐厅，东边是他的书房。从客厅后门出去，有一条走向北边房子的通道，通道西面靠南的一间是厨房，靠北的为他的带有卫生间的单人卧室，卫生间那个宽大的白色澡盆，一年四季供他洗冷热水浴之用。走到这个通道的尽头，再向东拐，即可进入北面一套他与夫人居住的卧室。

马寅初出生于19世纪清末，婚姻家庭带着历史遗迹，他有两个夫人、七个孩子。两男：马本寅、马本初，五女：马仰班、马仰曹、马仰惠、马仰兰、马仰峰。第一任妻子张团妹是1901年父母包办的，婚后生了四个孩子，唯一的儿子不幸夭折。为传宗接代，父母在 1917年为他纳妾，叫王仲贞。王仲贞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马老后来把两个夫人都接到北京，住在一块儿，岁月静好，日子过得挺和气。城里东总部胡同32号，就是马寅初三世同堂大家庭的居住地。马寅初到北大之后，工作日里住在燕南园63号，周末还是回到城里老家。随他在燕南园63号照顾他饮食起居的是王夫人。此外他的女儿马仰惠曾担任他的生活秘书，和女婿徐汤莘一家也曾在63号住过。

北大师生见过王夫人。有一次中央乐团来北大演出，马寅初和夫人王仲贞早早就来到大饭厅，自带小凳，和学生坐在一起，全神贯注地看演出，不时还和王夫人交谈几句，称赞演得好。马寅初不仅喜欢音乐，还喜欢戏曲，对越剧情有独钟，他就生在浙江嵊州，越剧的发源地。对越剧之爱，让他通及了京剧、川剧、潮剧等。长期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儿子马本初说：父亲在家中有时会哼上几句京剧老生腔：“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马寅初有健身的好习惯，除了长年坚持每天早晚一次冷热水浴，就是喜欢爬山。他说：在抗战时期，我住在重庆歌乐山，教书则在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每天上下山一次。胜利后回杭州，也天天爬山一次。现住北京，北京城内的景山太低，郊外的西山又太远，幸在北京大学附近，有颐和园万寿山，但上下跑一遍不过瘾，往往非上下三四遍不可。他的孙辈们也都记得周末跟着爷爷去颐和园，往返几趟爬万寿山。

1951年，马寅初七十岁时候，定了一个十年计划：头四年学习俄文。以后六年写书。这个十年计划基本是在燕南园63号书房里实施的。

这间书房很宽大。靠北边的墙上是一溜儿带有玻璃门的书橱，里面有中、英、德、俄等文字的经济学著作和刊物，有他收集的准备撰写经济学论著资料，几个书橱内还摆有国内外朋友送给他的古玩、玉器以及各种纪念珍品。书房的中间，放有一张宽大的写字台，桌上除了文具用品，总摆着一盆君子兰，放着一个插满鲜花的花瓶。

马寅初精通英文、德文，粗通法文，他一直在阅读外文资料，不断更新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但马列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领域，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俄文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从俄文资料中深入了解和研究苏联的经济政策，马寅初下决心学会俄文。他专门请了苏联女教师，从33个字母读写听说开始。到北大后，他的学习更加勤奋，每天都要坚持三个小时的学习。在燕南园63号，早晨他在院里大声朗读俄文，晚上灯下伏案做俄文作业。用了三年功夫，马寅初在73岁的时候学会了俄文，不仅可以阅读俄文原版书报，而且可以用俄语交谈。

当然，也有烦恼。马寅初是无党派民主人士，1950年代初期被推上北京大学校长的高位，有关部门曾经高调宣传此事，当年在知识界影响很大。但是，作为一校之长，除了表面应酬风光之外，马寅初的内部工作状况确实比较低调、隐性，外界所知不多。1953年4月北京市高校党委统战部曾派员到北大访问，也听到反映：“现在还是不能很好发挥马的作用，他自己也觉得‘不知怎么办好’。”

管不了“大事”，马寅初就去管学生们生活的小事：他翻开新生的被褥仔细看，询问“冷不冷？”转身对随行人员说：“请总务处同志去城里租些被子来，千万不要冻着他们。”当天傍晚新生没人就发到一床厚被子。马寅初经常到学生食堂，“吃的什么？好吃吗？贵不贵？”在期末考试前，他过问营养搭配，能否跟得上学生们备考的消耗，最后决定统一给学生们发放考试期间的餐费补助。在山东大学任教的宋运郊教授，也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毕业后他一直在高校教书，他说：“60余年来我见过许多许多校长，最让我敬佩的还是马老，马寅初校长，在我心中，没有一位校长能够超过他。

马寅初有一个更大的苦恼：1950年代的一天，在燕南园63号书房中，马寅初指着书柜中一长排自己的著作，对秘书姜明说：“这些书都是我解放前写的，解放后一本书也没写过，简直成了政客了。”

马寅初著作一览

夜已经很深了。燕南园63号书房里仍然亮着灯光。马寅初自从学会俄文以来，已经读过了多本列宁、斯大林关于经济学的论述，重新研究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经过到上海、浙江实地考察和深入思考，他开始了自己的写作计划。本着一贯的治学特点：一是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二是重视对未来问题的探讨，从眼前的现实出发，提出能够起长远作用的经济学理论或战略性措施。《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以及最后那篇《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都是在燕南园63号大书房的写字台上完成的。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写出正式的辞职报告。教育部部长将此事上报国务院，即刻批准马寅初的辞职。不知这份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报告，是否也出自这一张写字台？

马寅初退掉了北大的住房，从此离开了燕南园63号，回到他在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的家里。

很快他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被告知：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马寅初先生从此在中国的政坛，在中国教育界、经济界消踪匿迹了。

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1958年对马寅初先生的点名批判是错误的，批判中强加给他的许多政治帽子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应当一律予以推倒。三天后，北京大学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干部会，为马寅初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宣布了教育部关于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通告。此时的马寅初已98岁高龄，下肢瘫痪，坐在轮椅上无法亲自赴会，只委托家人参加。

驾鹤西去。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101岁。1881年至1982年，这位被誉为“骨头最硬”的老人跨过了两个世纪。

翻完有关史料，唏嘘不已。还有一个细节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1960年代中期盛夏一天，东总布胡同32号院里点燃了冬季供暖用的小锅炉，在马寅初的默许下，家人把装满两个藤箱的一部上百万字的书稿付之一炬。长孙马思泽说；爷爷被闲置后曾说过，中国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农业关乎国计民生。他对中国农业有很多想法，以前苦于没有时间整理，现在好了，有时间做这件事了。这份写了六年的书稿还没有正式定名，姑且称为“农书”。 这付之一炬的百万字书稿，马寅初老人最后的心血，就是“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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