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自己买到了一张通往汗位的门票,后来才发现,那张票的票价,是他身后整个民族的身家性命。
1755年的春天,当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掉转马头,奔向东方大清的军营时,他盘算的是一笔精明的买卖:用一个虚无的“臣服”名头,换来一支无敌的军队,帮他干掉汗位上的死对头,然后自己坐上那把梦寐以求的椅子。
他觉得这盘棋下得天衣无缝,却没算到,从他踏出第一步起,棋盘的主人就不是他,他自己,才是那颗早早被算计好要扔掉的棋子。
这场自作聪明的豪赌,直接把一个在中亚横行百年的草原帝国,推下了悬崖。
要搞明白阿睦尔撒纳这步棋有多险,得先把时间倒回几十年前,看看准噶尔汗国那时候到底有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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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上半叶,在策妄阿拉布坦和他儿子噶尔丹策零手上,这个盘踞在伊犁河谷的漠西蒙古势力,简直就是中亚的“扛把子”。
西边,它的牧马人能看到巴尔喀什湖的波浪;东边,阿尔泰山是它的天然屏障;南边,那些富得流油的绿洲城邦,都得老老实实给它上贡。
就连莫斯科的沙皇,想在边境上划条线,都得派人过来跟它商量着办。
汗国自己有官僚,有法典,甚至还有自己的兵工厂,能造火枪火炮,俨然一副帝国气象。
可这种靠着强人魅力和拳头捏起来的联盟,最怕的就是强人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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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年,噶尔丹策零一死,这根顶梁柱就塌了。
他留下的那把汗位,成了儿子们眼里的肥肉,为了抢这块肉,亲兄弟打得头破血流。
下面的贵族们也赶紧拉帮结派,今天你支持这个,明天我支持那个,为的就是多抢几片牧场,多捞点好处。
昨天还一致对外的号令,今天就成了自家帐篷里的磨刀声。
就在这一片乱局里,阿睦尔撒纳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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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是挺高贵,但血缘上离汗位远了点,正常排队轮不到他。
可他能打,脑子也活,趁着大家乱斗,很快就拉起了一票人马。
但他始终差了那么一口气,够不着最高权力。
最后,他的老对手达瓦齐在内斗中笑到了最后,坐上了汗位。
阿睦尔撒纳心里门儿清,达瓦齐下一个要收拾的,肯定就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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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草原上,就是个死。
往西跑,哈萨克人跟他家是世仇;往北跑,沙俄那帮人信不过。
想来想去,只剩一条路:向东,去找那个跟准噶尔掰了快一百年手腕的大清。
他打的算盘是,乾隆皇帝肯定乐意在准噶る内部扶植一个听话的代理人。
这在草原上是常规操作,不算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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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只要自己姿态放低,乾隆皇帝会把他当成一个有用的伙伴。
阿睦尔撒纳的求援信送到北京紫禁城时,龙椅上的乾隆皇帝连眼皮都没多眨一下。
对他来说,彻底摆平准噶尔,是他爷爷康熙、他爹雍正两代人都没干成的大事,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这个强悍的游牧政权,就像一头盘踞在帝国西北大门口的狼,不仅挡住了大清朝西去的路,还老跟北边的沙俄眉来眼去,是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乾隆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名正言顺出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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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阿睦尔撒纳自己把这个借口送上门来了。
1755年,清廷打着“帮助”阿睦尔撒纳讨伐“篡位者”达瓦齐的旗号,发动了西征。
五万精兵,分成两路,由班第、兆惠这些能将带着,像两把滚烫的尖刀,直插准噶尔的心脏伊犁河谷。
那时候的准噶尔,早就被自己人打得元气大傷,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清军几乎没遇到什么硬仗,一路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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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瓦齐连滚带爬地逃跑,没过多久就在南疆被人抓住,送到了北京。
阿睦尔撒纳跟着清军荣归故里,看着仓皇出逃的达瓦齐,他觉得自己的好日子终于来了,汗位就在眼前。
可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乾隆皇帝的目标,是让准噶尔这个名字从地图上消失,而不是换个新主人。
清廷的旨意下来了:把原来的卫拉特蒙古(准噶尔是其中一部)拆成四份,各部选一个汗,互相牵制,上面再派大清的官员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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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睦尔撒纳是封了个“双亲王”,听着挺唬人,可手里那点权力,连过去的一个零头都不到。
他猛然醒悟,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合伙人”,而是人家用来拆房的锤子,房子拆完了,锤子也就该扔了。
这种从天堂掉到地上的落差,让他心里的那点野心迅速烧成了怒火。
他看明白了,自己引来的不是盟友,而是一头要吞掉一切的巨兽。
同一年秋天,就在清军主力以为大功告成,开始陆续撤回内地的时候,阿睦尔撒纳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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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清军在伊犁留守兵力空虚的机会,突然发难,召集旧部,杀了清朝派驻的官员,扯起了反叛大旗。
他打出的旗号是“恢复准噶尔独立”,那些刚刚投降、心里憋着气的部众,一听这个号召,像是听到了狼王的召唤,又重新聚集了起来。
这一反,彻底把乾隆皇帝最后那点耐心给磨没了。
在乾隆看来,你阿睦尔撒纳是我扶起来的,现在反咬一口,这是忘恩负义,更是对“天朝”威严的公开打脸。
之前那场军事行动,叫“平定”;现在,性质变了,变成了“剿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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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道措辞严厉得像冰刀一样的上谕,从北京八百里加急送往西北前线。
乾隆的命令简单直接:对于反叛的准噶尔部众,特别是那些能拿起武器的男人,“尽行剿灭,以绝根株”。
从1756年到1757年,一场在中国历史上都罕见的残酷围剿开始了。
清军的目标不再是占城占地,而是彻底铲除准噶尔人的生存能力。
几十万大军从北、东、南三面合围,像一张巨大的渔网,把所有可能逃跑的路线都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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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的骑兵队,像梳子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在草原、山谷、戈壁上来回“梳理”,不放过任何一个帐篷。
他们烧掉牧草,填埋水井,把准噶尔人赖以为生的牛羊马匹要么抢走,要么杀掉。
这种釜底抽薪的战术,对一个游牧民族来说,比直接的屠杀更致命。
被分割包围的准噶尔残部,在无尽的追杀和找不到食物水源的绝望中,一批批地倒下。
然而,比清军的刀剑更可怕的,是悄无声息的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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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当时根本没法治的瘟疫,在那些拥挤、肮脏、四处逃亡的人群中,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史书记载,当时的情景是“尸骸遍野,牛马无主”,很多部落,几天之内就因为瘟疫成建制地消失。
至于掀起这场灾难的阿睦尔撒纳,在众叛亲离的绝境下,一路逃到了沙俄境内,想寻求庇护。
讽刺的是,他躲过了清军的追杀,却没有躲过天花,最终病死在异国他乡。
清廷向俄国索要他的尸首,俄国人不敢得罪大清,将尸体交出。
经验尸确认无误后,乾隆下令将他的骨灰分撒在各地,让他永世不得安宁。
他那场惊天豪赌,赔上了所有,输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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