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教训：当“能干”必须靠“贪腐”来激励

当今社会有一个怪论，就是说贪官比清官有能力，这个逻辑推导是这样的，说，一个官员要办实事，要有作为，就必须去主动激发社会的创造力，聚集财富和引起财富的重新分配，肯定会打破原有利益格局，重新分蛋糕，这样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来寻租，能够引起利益群体的追逐，那么肯定会有不少的寻租空间，贪腐就是难免的，而能贪腐又会变成他干事情的动力，所以他有意愿干事，从而行成一种循环。而是清官呢，他们就缺乏这种干事的动力，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他如果不作为，这就显然没有寻租空间，或者就是没有能力来推动改变，他认为官员创造财富是不正义的，因此，在客观上，就不会推动社会进步。这样的话，就个逻辑链就形成了，越能干越贪，越不干越清廉。

这种说法，我发现很有市场，但真的细细思量，其实问题还是蛮大的，这样的说法是把能干等同于贪官，把清官等同于无为。

这让我又想起了苏联的例子，前苏联就是一个腐败驱动型国家，腐败成了他前进的动力，做实事，是要由下而上驱动的，在一个对上负责的系统里，做实事有百害无一利，除非有腐败的诱惑，对下做实事，不但容易犯错误，还无法得到上级赏识，并且上司也要靠着下级的上贡来上位，没有利益驱动，便不会有人真的干实事，所以前苏联，对官员的腐败，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一定范围内的腐败，来润滑整个社会的运行，也就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利益链条。

官员们有作为的动机，必须是有好处。升迁的路径是向上级提供利益，自己的能干，也可以成为上级的筹码。于是能吏则更加卖力，而清官则宁愿躺平，所以，慢慢的劣币逐渐驱逐良币。、

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民间充满了活力，而政府显得无所作为呢？

这也很好理解，奉行自由的国家，他们是自下而上的驱动，他们担心官员们的权力太大，往往会处心积虑的限制官员权力，即法无规定不可为，这样，官员们的权力被严格限制，他们也就无所作为，这样反而使民间的活力增大，激发起大量的创造力和民间活力来。

像物种大爆发一样，只要你一个生态系统里物种极大丰富，你不知道哪种生物的基因会突变，引起一系列的反应，最终导致这种生物的快速进化和迭代，这种迭代是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这就是经济不可被计划的原因。它可以被发现，被重视，被浇灌，但不可以人为改变或培植。这并不是说政府无能，实在是他不知道该往何处发力，这就和在牌桌上下注一样，只能有概率计算，而不可能具体到每一张牌的输赢上。

自由当然也有其对应的缺点，那就是混乱，我们经常看到，那些自由国家乱糟糟一片，看着让人糟心不已，因为自由本身，就包括了自己为自己负责，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不要求统一，不要求整齐，那混乱就是必然的。

但这种混乱却并不失控，而是一种动态的，在允许的范围内浮动的活性，丧失了这种貌似混乱的状态，那种野蛮生长的活力，也便随即丧失，过于整齐划一的秩序，反而代表着生机消失。

说远了，其实拉拉杂杂地说了半天，重点就是想说，如果官员的贪腐和权利捆绑在一起的话，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用通过限制官员的权力，来防止官员的贪腐，让民间自发的活力，激发经济的活性，让官员们无所作为，他们个个成了清官，甚至躺平，经济也就会好起来。

而不是官员的权利无限大，只有通过他们的作为，才能推进事情，而他们呢，只有好处，才有动力干活，才能推动每一项工作，如果官员躺平的话，又会大量的人浮于事，因为权利制造出许多寻租空间来，却没有人有能力来推动，而导致民间的活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