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万人骂，到被一座城跪留，中国市长耿彦波，让城市改头换面

2008年春节刚过，耿彦波调任大同市长。

第一天，他就爬上古城墙，当晚八点，直奔规划局。他对干部说了一句：“战场，要拉开了。”

五年后，耿彦波调离。大同机场通往市区的路边，上千人自发送别。

耿彦波的战役结束了，有人鞠躬，有人落泪。

那一天，很多人才发现：老百姓，是会为一个离任的市长难过的。

凉粉、莜面、烧卖，还有热气腾腾的大同涮羊肉，在游客眼中，是这座城市最直接的味觉记忆。

如今的大同，游客络绎不绝。可从大同云冈机场驶入老城区的途中，真正的震撼不是这些，而是贯穿整个御东新区那条笔直的主干道，道路宽阔，楼房成排，绿化到位，清洁彻底。

从一座西北煤城驶入这样一片现代化区域，不少第一次来的人会下意识地感叹一句：“像个大城市了。”

司机听见了，总是忍不住回一句：“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切，在耿市长来之前，全都没有。那时候破烂得很，和非洲也差不了多少。”

他说这话不是炫耀，是用一种夹杂遗憾的语气。

而说到“遗憾”这个词时，他总是语调一顿，接着说：“就差一点，就差最后这几年，他如果能做完该多好。”

大同是一座“奉献”的城市，这是不少本地人在提到过去时会用到的词。

上世纪末，全国十分之一的原煤都出自这片土地。但荣光之后，是漫长的困顿。因为煤价受控，市场机制受限，大同输出资源，却未能输出价值。

而除了煤，它什么都没来得及发展。城市被单一结构拖累，产业转型跟不上，基础设施多年未动，外资、内需、人才、机会，全都绕行。

大同，失去了二十年。

“丑陋”这个词，曾一度是外地人对大同的第一印象，而对本地人来说，却是最刺耳的形容词。冬天的采暖季，数千台燃煤锅炉齐开，城市像是被罩上一口黑锅。空气污浊，硫味刺鼻，天一变冷，灰土扑面。

一句话，“来了大同府，一天四两土”。

大同，迫切的需要改变。

于是，耿彦波来了。

他看到的是一座城市在功能、管理和信心三个层面同时崩塌。主干道残破，建筑低劣，垃圾成堆，污水横流。冬天的冰结成黄色，夏天的苍蝇成群。人才流失，秩序崩解，能走的早走了，还在的只是走不掉的。

几十年未变，这种状态逐渐被视为“合理”。直到耿彦波来了。

耿彦波个子高，脸色瘦，常年风吹日晒，皮肤发灰，衣服上带着泥点。有人调侃他像包工头，有人则说，他不是像工人，是比工人还像工人。

他总是站在施工现场，不指挥，不讲话，只是看。看配料，看水泥流速，看砖的缝隙。有时候他一言不发，有时候突然爆一句脏话，谁偷工减料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2013年年初，他调任太原的消息传出，大同一下子沸腾了。在惠民西城小区，一群老百姓自发凑钱为他买鞋。

2月调令下达，离任那天，大同街头站满了人。他们举着写着“耿市长别走”、“耿市长回来”的横幅。

而就在五年前，他刚来时，网上还在骂他“耿疯子”“耿拆拆”，说他不懂财政，不顾民生，只知道强拆、乱建、搞政绩。

但五年之后，一座城市的态度彻底改变。

人们也终于开始反思，耿彦波，到底做了什么，让这座习惯沉默的城市，重新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2016年9月底，耿彦波在太原迎泽公园检查工作时突然晕倒。

那年，他已经调任太原市长三年有余。尽管城市换了，岗位换了，但他的作风没有变，还是那个习惯走工地、不肯松懈的人。

早在大同时，他就不是一个“在办公室里坐着”的市长。有人认真统计过，他在大同工地上晕倒了八次。

2008年2月4日，耿彦波刚上任大同市长的第二天，他去了规划局，看图纸，看设计，最后直接把一整套方案全盘否定。

他说：“一定要站在明天看今天。”

耿彦波对大同的改造，是从最容易引起反感的地方开始的：拆迁。

他刚到任，大同人就给了他一个新外号——“耿拆拆”。并不带尊敬，更多是嘲讽和反感。在大多数人眼中，他是个强拆派，是来“折腾”的，动静太大，说话太冲，步子太快。

他那套庞大的计划，其实源自五十年代初为北京准备却最终被搁置的“梁陈方案”。他试图把那个没在北京落地的“古今兼顾、南北分区”的理念搬到大同，在御河以东建设新城，在御河以西保护老城，把大同古城墙内3.28平方公里的区域尽可能还原到明代格局。

这是一套精密、系统的城市修复构想，但一旦落地，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投入，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拆迁工程。

对于一个经济基础薄弱、财力捉襟见肘的地级市来说，政府要动真格，必然伴随着大规模举债，必然引发不小的社会阻力。

一开始很多人是反感的。他们并不关心什么“明代风貌”“梁陈方案”，他们在意的是家会不会被拆，政府的钱从哪来，以后要不要老百姓埋单。

古城墙以内，要拆掉的，是16万户密集分布的老房子。到他离任时，已经完成了13万户。

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高压工程；而在大同，却推进得比预期顺利。

原因很简单，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下令的人，他亲自去到居民区、拆迁点、规划图前，一户一户协调，一家一家解释。

没人喜欢拆迁，但他让人相信，这事是出于责任，不是为了政绩。那些被拆掉的房子，大多是危旧楼房，拥挤破败，冬天没暖气，水电管线年久失修，住在里面的，多是买不起新房的老人和低收入群体。

他的造城运动，其实切中了这些人生活的现实困境。

除了住，他也改空气。作为一座典型的煤炭城市，大同的污染几乎是全省之最。2008年冬天，他顶着不小阻力下令，减少甚至禁止市区内使用散煤采暖。

全市范围内拆除燃煤锅炉三千余台，年减少煤炭消耗24万吨，二氧化硫排放2800吨，烟尘4800吨。

推进热电联产集中供热，总覆盖面积达4300万平方米，主城区第一次实现集中供热全覆盖。

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管“灰”，也开始动“绿”，大幅提升城市绿化率，整座城市慢慢从黑灰色转向明亮、整洁的轮廓。

从情感上说，不少大同人至今仍念着他。他不是完美的人，也并不擅长取悦大众，但他干了别人不敢干、也不愿干的事情。他有一种不常见的倔强和实干的气质。

他管工程的方式近乎执拗，早上五点常能在工地看到他。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坐着司机的车，没有太多随行人员。

他盯施工标准，建材必须分类堆放，否则直接清场。他一年到一个安置房小区去了十八次，盯着施工，查管道，甚至连墙面脱皮都要亲自盯整改。

过去，大同人对“市长”这个词没太多概念，更谈不上印象。谁是市长，在哪办公，从不关心。耿彦波来了，先把市政府围墙拆了，说“群众想进来，就该进得来”。

他没设门槛，现场就是办公室，有问题随时说，有事直接找。

五年时间，大同人见耿市长的频率，比见自家街道主任还高。

当然，那几年，大同确实乱。到处是废墟，到处是临建，尘土飞扬，机器轰鸣，不少人嘴上骂、心里烦。

但也正是在这种混乱里，一条条新路拉通了，一批批新楼拔地而起，空气质量在变，城市面貌在变。

许多人觉得，耿彦波有才，但不世故；有想法，但不合时宜。

他常常当众发火，骂人不拐弯，有时候骂得难听，有时候干脆动手。比如那次，在大同开源街，因为电线杆子没完全按图纸就位，他当场怒了，抄起手边的矿泉水瓶就砸向包工头，劈头一句：“你是想让大同交两次钱吗？”

还有一次，在三中对面工地，看到施工质量严重不达标，监理支支吾吾想搪塞，他火气上涌，一把抓住对方衣领，当街质问：“你们这是糊弄谁？”。

对不喜欢他的人来说，耿彦波太折腾了。从大同到太原，几乎一个套路：拆、建、压、改，动作密集，预算高，财政吃紧。

在这些人眼里，他留下的，不是城市新貌，而是高负债的摊子。

但在支持他的人心里，判断一位市长的标准其实很简单：清廉、勤勉、有担当，不贪、不混、不躲事，能带着大家把事干成。

这几个词，耿彦波全符合。

他的日常没什么“市长范儿”，更多像一个实打实的工程人。

纪录片里，有一个镜头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妻子忍不住哭着劝他休息，说：“你不想活了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继续安排第二天的工地日程。

还有一个镜头，是他看到某商人仓库里收藏的山西砖雕时的兴奋神情，一下子从严肃市长变成了普通人。

这些细节，让人意识到，耿彦波不是一位坐在办公楼里做决策的“上级”，他有汗，有情绪，也有执念。

所以2013年初，在他离开大同前，惠民西城小区的居民凑钱给他买了一双新皮鞋。

这个小区是拆迁安置点，多是从平房搬进来的普通百姓，没什么多余的钱，也不懂政务大事，只知道：那几年，耿市长的鞋总是脏兮兮的。

他们记得耿彦波来过，记得他站在工地上灰头土脸，记得他一言不合就上手纠错，也记得他在会议上拍桌子说“城市不能再拖了”。

当地出租车司机曾说：“以前三年修一条路，修了还得返工，‘拉链马路’天天挖。耿彦波来了以后，一年修几十条，修完就是稳稳的。”

他们不懂规划，但他们开车，有没有坑洼最清楚。路修得好不好，不是纸面报告写的，是轮胎和减震告诉他们的。

所以耿彦波离开大同时，有成百上千的市民自发上街送别。

他们拉着横幅，写着标语，高喊“耿市长，别走”、“耿市长，回来”。

耿彦波不是完人。

但他给大同留下的，是几十年来少见的整洁、干净、有秩序的城市轮廓。

那些争议、骂名和反对声，最终也掩不住这样一个事实——他曾实实在在地试图让一座城市好起来，并且真的推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