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国田:辽耶律羽之墓小帐壁画“胡人伎乐图”考

辽耶律羽之墓小帐壁画“胡人伎乐图”考

邵国田

1992年7月，发现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朝克图山辽会同五年（942年）的耶律羽之墓，是一座学术价值极高的早期辽墓。尤以墓中木质小帐彩绘的由10人组成的乐队，是目前辽墓壁画中最早的一幅“胡人伎乐图”，对研究辽早期音乐文化交流与影响、辽与中亚关系史、以及辽上京的经济、文化繁荣等方面均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现就有关问题谈以陋见，定有谬误，望同行指正。

一、小帐所绘乐师是西域胡人

在《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中，对这支乐队作了如下描述：

“小帐彩绘中最精彩的为十人乐队，按幅排列于壁板正面，每幅绘一人，以红彩勾勒花边外框，内部白地作画，板长42.5、宽22厘米。乐师皆男性，身着袍服，神态迥异。各持排箫、琵琶、箜篌、手鼓、腰鼓等乐器，吹、弹、拨、击，腾跃起舞，彩带飘逸。”①

《简报》在结语中又说：

“小帐彩绘乐队别具一格，服饰奇异，与唐、五代及契丹人物迴然有别。耶律羽之自东丹国始，秉政十七年，因此其墓中奇特的彩绘乐舞人物极有可能是渤海乐队的形象”。②

上引显见《简报》之作者对小帐彩绘奏乐人物服饰、族属深感“奇异”，未加详细描述，只作了大致推断。

对此幅奏乐图的服饰、族属已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说乐师们“一律汉服，身着长袍，腰系彩带”③。即认为乐师是汉人形象。

《简报》的编者认为“极有可能是渤海乐队形象”，其理由有二，一是指“发型特殊，服饰奇异，与唐、五代及契丹人物迥然有别”。所谓唐、五代，未云何族人物后点出“契丹”一族，故显指唐、五代的中原汉人，即是说小帐彩绘乐师，即不是中原之汉人，也不是契丹人，那么，就应该是除此外的其它民族了。二是指，因为耶律羽之在东丹国秉政长达17年之久，东丹又是渤海国之旧地，所以便得出渤海乐队的结论。“汉人说”的论者似乎对《简报》所指出的“发型特殊、服饰奇异”这一点未有足够的重视，断然说乐师们“一律汉服”，从“身着长袍，腰系彩带”一语看，论者似乎对这伎乐图象有所观察。我们在分析古代绘画作品的人物时，一般是从其发型和服饰入手，来断定共族属的，即“着汉服”，便意在指他们是汉人乐师。

那么，这十个奏乐者究竟着什么样的奇异服饰，是什么样的特殊发型，是不是汉人或渤海人？我们仍需从“伎乐图”乐师本身谈起。结合已发现的考古图像资料和古文献的相关记载，加以综合判断，方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简报》只发表乐师形象的彩色照片一幅，即所谓打手鼓者。估计此张照片的乐师是10幅奏乐图中保存最清楚的一幅，或具代表性，其余9幅可能与此幅大同小异，人物的服饰、发型也应相一致，只是所奏乐器不同。

细观已发表的这张照片的人物，并不是如《简报》所云边演奏乐器边“腾跃起舞”，而是坐势，即半侧面向左而坐，上身略前倾，右腿支起，左腿盘坐。左臂抱鼓，右手在鼓面上作揩击状。头部亦不是发型特殊，而是戴四个联珠组成的冠饰，上顶为大珠，下连三个略小的珠饰，三珠中中间者较圆，两侧者为椭圆，珠之间又以红点相连缀，系于脑后，又从脑后飘出红白两色影带，当为系冠之带。乐伎蓄八字形髭和络腮胡，立眉较短，长目，面颊肥硕。上身着细袖衫，腰系红色带，腰下前出尖状裙并拖地后出燕尾，臀两侧又各出一片较短的衣裙，下着紧腿裤，足蹬高统黑靴。肩披帔巾从两腋飘至肩两侧，为红白两色，帔端呈云头状。边框是以孤线相连如勾云状，并不规律，似乎乐伎坐于云朵之上。画法以线条勾勒为主，间以平涂色彩，运笔准确而洒脱，画技较高（图一）。

图一、胡人乐师——揩答腊鼓者

1.发表在《简报》的照片 2.摹描图

这应是一幅“胡人伎乐图”。我们单从乐师的面部看，深目高鼻的胡人特征并不明显，略有深目之特征，较为明显的是八字髭。如《汉书·西域传》所云：“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人皆深目，多须髯”④。再从其服饰上看，也符合中亚波斯所见人物图像中多饰长帔、飘带的特点，加之此画人物穿紧袖衫，腰下摆出尖裙即燕尾服，这在以往发现的唐、五代胡人乐舞纹玉带上见有多例，尤其是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一件玉带銙上的童伎击腰鼓者，不仅服饰与此画相似，连冠饰也几乎是一样的⑤。这种有宝珠的冠饰也在西域所见的壁画、雕塑造像中就有多例。如比较常见的菩萨冠等，应与佛教有一些关系⑥。可供参考的资料还如最近发现的西安北周安伽墓的石榻围屏及太原隋代虞弘墓的石椁上雕绘的属于西域昭武九姓的安国粟特人及中亚鱼国人的形像，其服饰与耶律羽之墓小帐彩绘乐师的服饰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虞弘墓的雕刻胡人所载的王冠、武士冠均镶有宝珠，也有冠后飘动红白两色带、肩披双帔⑦。

说小帐彩绘乐师们着的是汉服，则勿须多论，只要与唐、五代众多的绘画作品中的汉人所着服饰一比较，两者是大相径庭的。说其着的是渤海人的服饰，可比较的材料少。有渤海贞孝公主墓所见壁画，其人物圆脸朱唇，面庞丰腴，男人头戴幞头，如汉人装束。史载渤海习俗与高丽、契丹同，就说明其服饰应该也与他们同。我们还能在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迎宾图”中看到来自高丽及北方的使节图像，可知渤海国人物服饰的大致情况，与西域胡服及小帐壁画人物的服饰有很大的差别。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一）对胡服有过概括性的描述：“窄袖绯绿，长简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主要界定在衣袖、靴、带三个方面上，这应是与汉服的主要区别点。

有关这种来自西域胡人乐舞的服饰特征，也常见于诗人笔下。如唐代诗人刘言史在《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中写道：“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又如李端的《胡腾儿》也写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萄葡长带一边垂。帐前跪坐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⑧。

这里所描述的“双袖小”的“胡衫”，桐布轻衫前后卷起，跳舞时拾襟攒袖，头戴尖顶帽、珠帽，说的是舞者，也生动真实地记录胡服的基本特征。石国也是中亚昭武九姓之一，以粟特人为主体民族的国家，所描写的服饰当为石国粟特人。唐代的玉带上，同为一条玉带的胡人乐舞纹中演奏和舞者的服饰不尽一样，也有相同者。如最近在敖汉旗水泉1号辽墓出土的相当于五代胡人乐舞纹玉带，其玉带銙上的乐伎和铊尾上的胡腾舞者服饰一样，均有前后卷尖的裙襟，肩披双帔，尤以舞者更为清晰（图二，1、2），如小帐彩绘乐伎的服饰⑨。

综合上述资料，再来看小帐彩绘乐师的服饰和“发型”，就不会觉得奇怪了，既是中亚、西亚的胡服，由此也证明，这些蓄八字胡的乐伎便是西域胡人。

图二、胡人乐舞纹玉带饰

1.3敖汉旗水泉出土的击毛员鼓者带銙和跳舞者带头拓本

2.西安市丈八沟出土的唐代带銙

二、从乐师揩答腊鼓看西域胡乐对辽之乐舞的影响

《简报》所云的击手鼓者，便是所刊照片的那一乐师。这种鼓亦不能简单以“手鼓”称之，是西域胡乐的主要乐器之一的“答腊鼓”。这在上举已发现的胡人乐舞纹玉带具中见有多例，较为典型的是在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和丈八沟两处窖藏出土的玉带中，各有一方玉銙上是胡人揩答腊鼓者⑩（图三）。敖汉旗博物馆收藏一枚该大甸子乡辽墓出土的乐器纹铜镜上，有乐器11种，其中便有答腊鼓⑪。

答腊鼓在史籍中有较详记述，如《通典》（卷一四四）记载答腊鼓“广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声甚震，俗谓揩鼓”。《通考》称其为“龟兹、疏勒之器，其制如羯鼓抑又广而短，后世教坊奏龟兹曲用焉”。《简报》所刊击手鼓照片的演奏者右手开掌伸指在措鼓面，这件鼓即是比羯鼓广而短的答腊鼓，再加上《简报》所介绍的腰鼓、琵琶、排箫等这些龟兹、疏勒乐的主要乐器，综合其胡人服饰等，不难断定这组十幅彩绘壁画中由十人组成的乐队即是一部西域胡乐，其演奏乐曲当与龟兹、于阗、疏勒或后经改编的西凉乐有关。这支乐队和后来发现于辽墓壁画或传世作品的“散乐”“鼓吹乐”“燕乐”“军乐”等图是不一样的。从乐器上看，有的流传下来，如腰鼓、曲颈琵琶、排箫、筚篥、箜篌等，有的不见于壁画，如答腊鼓等。乐舞者也多是着汉服、契丹服。这说明辽早期和中、晚期在音乐上有一些变化，早期音乐不仅受唐、五代尤其后晋的影响，也同时受到西域胡乐的影响。

有趣的是，《隋书·音乐志》所记疏勒乐的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为一部二十二人”，乐器数与耶律羽之墓小帐彩绘胡乐图的乐器数相同，乐器类别在《简报》所提6种，在疏勒乐中均有。在于阗国故都约特干城址出土的一件残陶罐上面浮雕出一个于阗乐队，是由十二人组成，其乐器有箜篌、排箫、鼓、长笛，其余不清楚⑫。于阗乐舞颇俱盛名，东晋高僧法显和唐玄奘赴印度取经求法路经于阗时，分别记录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⑬。“国尚乐音，人好歌舞”⑭。于阗、疏勒相邻，又操同一种语言，乐舞也相融。所谓西凉乐，以及隋乐、唐乐，均受于阗佛曲、疏勒乐、龟兹乐等中亚、西亚乐曲的影响，唐乐十部中的一些部直接采用西域胡乐。辽乐也如此，除受唐、后晋音乐影响外，也直接受西域胡乐的影响。从小帐彩绘西域胡乐图看，辽早期这种影响更大，这与耶律阿保机两次西征有关，从此草原丝绸之路又空前活跃。

契丹是喜欢乐舞的北方游牧民族，对西域乐舞更容易接受。如宋人姜夔诗中所描写的：“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还如“涿州沙上饮盘亘，看舞春风小契丹”之句。我们再看胡環《卓歇图》的乐舞场面，5人奏乐，一人独舞，奏乐者演奏的竖箜篌、筚篥、钹等均属西域胡乐，舞者之舞姿恰如胡腾舞，他们一律着契丹服饰，髡发，表明是契丹人。此画为契丹早期作品，证明西域胡乐对辽之乐舞影响至深。

《简报》称，小帐伎乐壁画共 10幅，按幅横排，每幅一人各奏一种乐器。这种将一支乐队不是绘在一个演奏场面，而是分散于各幅的表现手法，与中国绘画传统形式相悖，不属一种艺术风格，却与唐、五代胡人乐舞纹玉带相一致，即玉带亦是每銙碾出一胡人奏一种乐器，铊尾多是舞者。这种以单元绘画和雕塑的艺术风格，在西域古代绘画图像资料见有多例，如发现于和阗的板绘鼠王传说图、陶制伎乐图等，均是一组画由几个单元组成⑮。如果将两种相同的表现形式上胡人所奏的乐器再详加比较，也发现它们之间更有相同之处。前举西安出土的乐舞玉带共四条。完整者两条，一条是丈八沟出土，其中玉銙12方的12人有奏乐者9人所奏乐器9种：排箫、贝、羯鼓、鸡娄鼓和兆牢（一人演奏）、和鼓、铜钹、拍板（其中两人各执一板）。另一条何家村出土，即墨记“十六事”的那一条，亦是9种乐器，无钹、和鼓、拍板，增横笛、筚篥、毛员鼓⑯。敖汉旗水泉1号辽墓出土的玉带也较为完整，玉銙8方有7人演奏8种乐器：筚篥、拍板、琵琶、笙、横笛、鸡娄鼓和兆牢（一人演奏）、腰鼓。以上三条玉带较为完整，且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带銙上所演奏乐器种类互有增减，并不一律，但大致反映出疏勒乐的主要乐器种类。或是它们之间乐器种类不同，反映西域诸国乐器种类的差别。小帐乐队上已知的6种乐器在玉带上均有存在，但似乎更接近水泉1号墓出土玉带銙上的乐器。

玉带銙上的伎乐均为舞者而奏，这与小帐壁画上的伎乐图略有不同，因为《简报》上未有报导是否有舞者。实际上跳胡腾舞题材的壁画中亦不尽是疏勒乐或龟兹乐的全部乐器，如发现于西安市东郊的唐代苏思勗墓壁画“胡腾舞图”中，乐队9人所奏9种乐器⑰。隋代虞弘墓石椁所绘的“胡腾舞图”中有6名乐工，分别奏腰鼓、钹、箜篌、琵琶、横笛、筚篥，北周安伽墓石围屏雕绘有3幅胡腾舞图，其乐工演奏乐器分别是：1幅：琵琶、横笛、腰鼓；2幅：琵琶、箜篌、排箫；3幅；琵琶、横笛、腰鼓。三者均琵琶，其余可以更换，即乐队人数及乐器组合可以有多有少。与耶律羽之墓小帐彩绘伎乐图时代较近的是发现于河北五代王处直墓出土的汉白玉浮雕散乐图共12人，乐器10种，箜篌、方响、筝、腰鼓（原报告称答腊鼓，不确切，此鼓体长束腰且以双棰击，与文献和图像资料有关的答腊鼓的描述相悖，细观之当系腰鼓一类）、筚篥、横笛、曲颈琵琶、拍板、杖鼓，尚有两个戴胡帽蹬红色高简靴之男童在跳舞，故这是一幅乐舞图⑱。此图尽管也是胡乐为主，但不见羯鼓、答腊鼓、鸡娄鼓、兆牢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西域胡乐乐器，说明至五代时中原地区的西凉乐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小帐所绘的乐队见有答腊鼓，且由胡人演奏，说明与中原地区有区别。

三、从小帐所绘的坐部胡乐看辽上京的繁荣

《简报》说这支乐队的乐师们不仅吹弹拔击乐器，且“腾跃起舞”。对此，前已述均为坐势，并非起舞。双腿一盘坐一支起，支起之腿脚尖点地，脚跟支起似作上下振动状，以合乐曲拍节。这亦如玉带上胡伎奏乐者相一致，均为坐势，前举隋虞弘墓的伎乐图6人均坐于方形毯子之上。各地出土的胡人乐舞纹玉带坐者十余人，均刻带銙上，其中一人为饮酒观赏者，其余均为乐工。舞者仅一人刻于带头上。

依唐制，乐队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伎是为宫庭宴享时演奏，即是在厅堂演奏精致复杂的高雅音乐，也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享受。对此，白居易诗中有生动地描述：“太常部伎有等级，堂上坐者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笙歌一声众侧目，鼓笛万曲无人听。立即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

在过去发现的辽墓壁画的伎乐资料中，除了小帐彩绘的坐部伎外，有两幅有坐势演奏的乐伎图像，一是巴林左旗出土的伎乐画像石，演奏者11人，其中6人坐5人立，坐者均位于左上部⑲。据称这块画像石出土辽墓墓室内。二是羊山1号辽墓的契丹宴乐图。绘于墓室西壁，相对应的东壁是墓主人的宴饮图，乐队由三人组成，两人坐一人立，是在居室内专为主人宴饮而奏，而在天井东壁所绘7个汉人组成的鼓吹图均站立，与室内的宴乐图有明显的区别⑳。其它壁画材料的伎乐图，包括“卓歇图”的乐工均站立。这种立与坐伎相混合演奏的乐伎也见于唐墓壁画，如唐苏思勗墓的“胡腾舞图”中乐工9人，所奏乐器9种，奏乐中6坐3立，舞者左右各一组，前后两排，前排均坐。坐部伎乐图壁画只见于耶律羽之墓，说明耶律羽之生前社会地位显赫。辽初尚尊唐制，其后应有一些变化，或只在宫庭宴乐时有立部和坐部之分，而在三品以下的官员立部，与坐部的界线不那么严格，可以相混。

我们从耶律羽之墓发现这幅胡人坐部伎乐图壁画，能够看到辽在建国后的三、四十年间，辽上京经济文化的繁荣景象以及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在这里融合的过程。这在《辽史》中也有多处记载，如辽太祖天赞二年（923年）“波斯国来贡”，天赞三年（924年）九月“大食国来贡”、“回鹘霸里遣使来贡”。辽太宗天显八年（934年）“回鹘萨兰遣使来贡”，天显十年（936年），“吐谷浑酋长退欲德率众内附。”在新建的辽上京南门东面还建有回鹘营，专供西域人居住㉑。辽太祖妻应天皇后述律氏，即回鹘糯思四世孙姑婆梅里所生。在仪坤州之广义县即是这支回鹘人牧地，说明早在遥辇氏时，契丹故地便有来自西域的胡人在此定居。在《辽史·太宗本纪》和《辽史·乐志》中均记载“会同三年（939年）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国舞”㉒。这是发生在耶律羽之死之前一年的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耶律羽之小帐彩绘胡人伎乐图的历史背景。《契丹国志》也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甘州、沙州、凉州，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人”，来到辽国首都贡献珍宝及特产，自然也会带来西域胡乐等文化，如乐舞百戏等，而且三年一次形成定制。为皇帝作本俗舞的西域国使节自然也会有胡人乐师演奏胡舞之曲。

除了这幅胡人坐部伎乐壁面，胡人乐舞纹玉带外，在赤峰地区我们还可以找到若干与西域音乐文化相关的资料，如舞狮图壁画㉓，胡人骑狮独奏琵琶的瓷乐俑等㉔；最近还出土了属“临潢府比逍院”的乐器铜钹和铜磬，均属胡人之乐，是“法曲”演奏的乐器㉕。辽上京发现的一座石经幢上形象地刻画了四人跳胡腾舞且奏且舞的热烈场面，与小帐胡人伎乐图异曲同工，同样是辽上京胡人乐舞的真实写照。而耶律羽之墓小帐的胡人演奏的龟兹、疏勒乐曲，更直接描绘出上京之昌盛并且具有世界性的都市的共同特征。这恰如尚刚所言：“伎乐是皇王权贵生活的缩影，而胡伎又反映着西域乐舞的流行。伎乐每作胡相，但他们是为中国权贵演奏，这同单独地描摹异域风情毕竟两样。”㉖

耶律羽之墓小帐彩绘胡人伎乐图在辽代墓壁画作品中尚属首见，也是辽代最早的一幅伎乐图。所绘伎乐显系活动于辽境之胡人乐舞者，或只有辽境之京都才会齐聚胡人乐队为宫庭的皇帝权贵们演出。耶律羽之颇知音律，他的墓出现这种高层次乐队图像，反映了他生前所好和显赫的政治地位，这与他在哪里秉政，或秉政时间长短并无关系。而《简报》的作者只注意乐师奇异，未考其奇异之因，对答腊鼓和坐部伎更未认识，这三点正是此图重要价值所在。总之，这幅胡人伎乐图倒映出大辽国威震四方的政治背景及辽上京作为世界性都市经济文化的辉煌景象。

注释：

①②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

③ 项春松：《赤峰古代艺术》，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

④《汉书·西域传》

⑤ 王景志、金永田：《辽上京出土“击腰鼓人物”玉牌分析》，《民族民间舞蹈研究》，1985年2期。另见曹建华、金永田主编：《临潢史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⑥ 见马克·奥里尔·斯坦因所著《沙埋和阗发墟记》（晴等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10月）一书所刊和阗出土的“板绘波斯萨像”等照片。

⑦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北周安伽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两文均载于《文物》2001年1期。

⑧ 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全唐诗的乐舞资料》，音乐出版社，1958年。

⑨ 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第103页。乌兰浩特市：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⑩⑯刘云辉：《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庆出版社，2000年。书中编号T69、T152号玉带銙纹饰即为胡人揩答腊鼓者。

邵国田：《辽代木琴 鸿宝之器》，《中国文物报》，2000年5月14日。

⑫ 见林梅村所著：《古道西风—考古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一书所引。

三联书店出版，2000年3月。

⑬ 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⑭见《沙埋和阗废墟记》所刊照片。

⑰ 陕西考古所唐墓工作组：《西安东郊苏思勗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1期。

⑱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⑲ 金永田：《大契丹国夫人箫氏墓志及画像石初探》，《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⑳ 邵国田：《敖汉旗羊山 1-3号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 年1期。

㉑㉒《辽史》

㉓ 敖汉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昭乌达盟北三家辽墓》、《考古》，1984年11期。

㉔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胡人骑狮瓷像》，《北方文物》1988年2期。

㉕赵爱军：《新征集的两件带铭文乐器》，《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18日。

㉖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浙江出版社，1988年。

邵国田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

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级“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