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红军向轩：7岁参军，9岁走长征，1955年时被授予了这个军衔

7岁，还在跟泥巴过不去的年纪，有人却已经拿命在跟子弹赛跑了。

这人叫向轩，他舅舅是贺龙。

但这个身份在那个年月里，带来的不是庇护，而是无穷无尽的追杀。

1928年的湖南桑植，夜不叫夜，叫催命符。

对于一个两岁的小屁孩向轩来说，他的人生还没来得及开始，就先尝到了家破人亡的滋味。

他的亲妈向大贞，贺龙的亲妹妹，因为是共产党员，被抓了。

敌人想从她嘴里撬出党的秘密，什么狠招都用上了，但向大贞硬是扛到最后，一个字没吐，壮烈牺牲。

那年头，这种事不叫新闻，叫日常。

向轩没了妈，就被送到了他大姨贺英那里。

贺英也不是一般人，她是湘西游击队的头儿，一个女人家，拉起一支队伍跟反动派对着干，在当地是响当当的人物。

向轩管她叫“大妈妈”，在这个“大妈妈”身边，他虽然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但好歹有口饭吃，有人疼。

可这样的安稳日子，也就撑了五年。

那天夜里，枪声跟炒豆子一样在院子外头炸开。

是国民党的“清乡”部队摸过来了。

年幼的向轩被枪声吓得钻进床底，大气都不敢喘。

他只听见外头打得天昏地暗，子弹嗖嗖地从窗户边上飞过去。

过了一阵，枪声稀了，他以为躲过去了，刚要松口气，门“咣当”一声被撞开。

冲进来的是大姨贺英，她平时那么利索的一个人，这会儿浑身是血，走路都打晃。

她没管自己身上的伤，跌跌撞撞地扑到向轩跟前，一把将他从床底下拉出来。

她把两支还带着滚烫体温的驳壳枪和四块死沉的银元，硬塞进向轩怀里。

那枪，比他的小胳膊还粗。

“轩轩，快跑！

去找你舅舅贺龙！”

贺英的声音又急又弱，喘着粗气，“告诉他，大妈妈和妈妈的仇，他要报！”

话刚说完，外头的脚步声就跟催命的鼓点一样越来越近。

向轩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他甚至没时间去抱一抱这个给了他五年母爱的大姨。

死亡的恐惧就在后脑勺，他抓紧怀里沉甸甸的枪和钱，扭头就往屋后的黑地里跑。

刚跑出没多远，脚脖子就是一阵钻心的疼，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脚踝。

他不敢叫，也不敢停，就那么一瘸一拐地，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

身后，是把他养大的亲人倒下的地方。

两个“妈妈”的血，把他的童年浇灌得一片血红。

这笔血债，成了一颗种子，在他七岁的心里扎下了根。

等向轩再睁开眼，已经是在红军的卫生所里。

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心的老乡救了他，几经辗arro转，这个脚上缠着厚厚纱布的孩子，终于被送到了舅舅贺龙的军中。

见到贺龙的那一刻，这个逃亡路上都没掉一滴泪的硬骨头，再也绷不住了，“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他把大姨牺牲的经过，颠三倒四地讲了一遍，然后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那两支驳壳枪和四块银元。

这是他用一条腿的代价换来的信物，也是他大姨的命。

贺龙，这个在战场上杀伐决断的军长，看着眼前这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外甥，心里像被刀子剜一样。

姐姐和妹妹都死在了敌人手里，现在她们唯一的血脉也差点没了。

他摸着向轩脚上的伤，又掂了掂那两支冰冷的手枪，心里做了个决定。

他打算等向轩伤好了，就找个可靠的人，把他送到上海或者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找个地方好好念书，离这打打杀杀的日子远一点。

可当贺龙把这个想法告诉向轩时，这个七岁的孩子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舅舅，我不走，”向轩抬起那张沾满泪痕和灰土的脸，眼睛里却烧着一团火，“我要当红军，我要报仇！”

贺龙沉默了。

他看着外甥那双不像孩子的眼睛，那里头没有童真，只有刻骨的仇恨和不容商量的决绝。

他知道，这孩子的心，已经被仇恨的烈火烧硬了。

让他去读书，他的心也安不下来。

革命这条路，本就是一条不归路，既然这孩子自己选了，那就让他走下去吧。

贺龙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

部队里给向轩发了一套小号的红军军装，一位老兵亲手给他戴上了那顶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

帽子很大，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

老兵看着这个全军最小的兵，庄重地给他敬了个军礼。

向轩挺直小小的腰板，学着大人的样子，笨拙地回了一个军礼。

从这一刻起，他不再只是贺龙的外甥，他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部队的生活很苦，但向셔轩觉得这里就是他的家。

他跟着部队行军，帮着炊事班烧火，给首长们当通信员。

两年的时间，他个子没长多少，但人机灵了不少，眼神也一天比一天锐利。

九岁那年，部队在一次战斗后抓了一批俘虏。

一个叫张恒如的名字传到了向轩的耳朵里。

向轩的身体猛地一震。

这个名字，他这两年默念了不下几千遍。

当年，就是这个家伙，亲手杀害了他的亲生母亲向大贞。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当五花大绑的张恒如被押到向轩面前时，这个昔日的刽子手，看着眼前这个满眼怒火的孩子，吓得魂飞魄散。

他大概没想到，自己造的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找上门来。

向轩没有多说一句话，亲手结果了他。

这不是一个孩子的冲动，这是一个背负着两条人命血债的幸存者，对自己、对死去的亲人最直接的交代。

报了母仇，压在向轩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个人的恩怨了结了，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长征。

这时候的向轩，才九岁。

翻雪山，过草地，成年人都九死一生，更别说一个孩子。

没人能背着他走，也没人有额外的口粮分给他。

饿了，就嚼草根，啃树皮；困了，就靠在战友背上眯一会儿；脚底板磨出的血泡破了，混着泥水，疼得钻心，可他一声不吭，咬着牙跟着队伍往前走。

他小小的身影，成了长征队伍里一个特殊的符号。

他用一双孩子的脚，硬是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路。

长征的苦，把他身上最后一点孩子气也磨没了。

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士。

他被正式分配到红二方面军司令部当通信员，后来又当了贺龙的警卫员。

在战火里，通信就是生命线，一根电话线，一道命令，关系到千军万马的生死。

向轩人小鬼大，为了保证线路畅通，他经常一个人背着几十斤重的电线和设备，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来回穿梭。

白天趴着不动，晚上借着月光急行军，好几次都跟敌人的搜查队擦肩而过。

他不但胆子大，还特别好学。

只要一有空，他就往炮兵阵地跑，跟人家学怎么测距、怎么装填；看到工兵架桥，他也凑上去问东问西。

他要把自己练成一个多面手，在战场上，多会一样本事，就多一条命，也能多杀几个敌人。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基层指挥员。

他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26处伤疤，每一道疤，都是一枚军功章。

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

在北京的授衔仪式上，29岁的向轩站得笔直。

当“中校”军衔的命令被念到时，这个从7岁就开始扛枪的汉子，眼眶湿了。

五年后，他又晋升为上校。

向轩的军旅生涯，从七岁那年开始，到1982年正式画上句号。

2019年，这位从战火里走出来的上校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