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石案”没有爆发之前,一直在台湾默默无闻的陈宝仓似乎已经被当局遗忘。
1948年1月15日,陈宝仓被诬告为贪污腐败,索性辞了官职,赋闲在家。
而随着“吴石案的爆发”,他也被暴露出来。
陈宝仓祖籍河北遵化。
父亲陈璞原本是贫苦老百姓出身。当
初因为家乡发大水,无法生存,便只身来到北平讨生活。
机缘巧合的是,陈父被北平后海琉璃厂有名的古玩店——松宝斋收容下来当伙计,自此走进了古玩的行当。
陈父在古玩行颇有天赋,在做学徒十几年后,他在松宝斋的地位逐年上升,此后不但成为高级雇员,而且还占了股份,成了合伙人。
自此,他在北平的东单二条胡同购下房产,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住进了北京城。
1900年陈宝仓降生。
但不巧的是,这一年正是“庚子国难”。八国联军从天津长驱而入,攻陷北京。
随着慈禧和光绪帝的出逃,整个北平被联军劫掠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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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平资深的古玩店——松宝斋自不能幸免。
自此之后,陈家家道中落。
更为不幸的是,几年后,陈宝仓母亲因病撒手人寰。
而陈父却在这时得了青光眼。
眼看古玩生意已经做不成,只能靠倒卖家产艰难度日。
但值得庆幸的是,陈宝仓自幼便聪慧好学。
由于家境贫寒,他所在的学校不但不收取其学费,还时常资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陈宝仓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
由于家里实在没钱,毕业了的他预备考取公费,这时便有两个方向可供其选择。
一个便是当老师考取师范,一个便是从军入伍考军校。
陈宝仓想都没想就报了保定军官学校,成为其第九期的学员。
进入保定军校改变了陈宝仓的一生。
作为当时中国一流的军校,保定军官学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素质的教员。
这所学校产出的人才也让陈宝仓之后的军旅生涯受益匪浅。
张发奎、陈诚等国民党“大佬”,以及之后的我党地下战线的吴石和吴仲禧均出自此学校。
在保定军校,陈宝仓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而且颇有文学天赋,诗文、对联、散文等无一不精。
据说每次放寒暑假,陈宝仓便在保定一带替人写诗文和对联获取川资。
曾有当年在保定军校与陈一同学习的挚友回忆,陈宝仓长得浓眉大眼、高大魁梧,天生一副军人的派头。
他在学校里学习刻苦,各门主课都名列前茅,更可贵的是,连英语、音乐等副科也十分优秀。
1919年陈父去世。
此时陈宝仓还未从保定军校毕业,得知讯息后匆匆回北平奔丧。
在亲戚的接济之下,陈宝仓最终将父亲葬回了河北遵化。
1923年他从保定军校毕业,在校友的举荐之下,他和一众毕业生来到山西,成为阎锡山麾下的将领。
也正是此时,陈宝仓结识了他之后的发妻师文通。
师文通的父亲叫师永荣,和陈宝仓的父亲陈璞是老友,也是一名古玩商人。
虽然出于商人之家,但人如其名,师文通自小就被送往学校学习,是一名进步女性。
在中学,她接受进步思想,对军阀们不顾国家安危,各自为战,瓜分天下的行径十分愤慨,也因此参加了反对军阀的游行。
陈宝仓对师文通一见倾心,遂叫人前去提亲。
此时陈宝仓虽然家底不厚,但也是一名军官。
师永荣也是从小看着他长大,觉得这小伙子在此乱世必有前程,于是将师文通许配给了他。
两人均属于进步人士,婚后感情自然融洽。
师文通对陈宝仓影响很大,在其影响之下,陈宝仓也一直对军阀混战十分反感。
由于素质过硬、才华出众,陈宝仓受到阎锡山的赏识,可谓官运亨通。
1930年,他升至师参谋长,全家也搬到了山西居住。
此时日寇已然虎视眈眈,但国内依然军阀混战、狼烟四起。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共产党更是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态度。
陈宝仓对此情形十分厌倦,但却无计可施。
1936年12月2日,蒋介石极为赏识的“小老乡”陈诚担任军政部次长。
这位保定军校的学长一直关注着陈宝仓,于是调他到江西庐山培训,暂且离开了太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随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抵御外敌。
这让陈宝仓眼前一亮,看到了从军的价值。
1937年6月底,陈宝仓携全家来到武汉。
在陈诚的推荐之下,他就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部部长,同时又承担着武汉的防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
8月13日,日寇逼近上海,淞沪之战一触即发。
陈宝仓亦披挂上阵,负责昆山的防务。
但此时敌我的兵力悬殊太大,守住上海已属不可能。
在鏖战了3个月之后,上海被攻破。
随后,日军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也被占领。为了阻断日军向我国纵深的华中、华南通行,国民党军队只好炸毁了我国著名土木工程师茅以升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
而负责炸毁大桥任务的正是陈宝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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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失守之后,武汉成为了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
此时正值国共两党的“蜜月期”,陈宝仓得以和共产党人进一步的接触。
他对抗日统一战线十分拥护,对于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也十分推崇。
据说,周恩来曾经赠给陈仓一些进步书籍,均被他视为珍宝悉心收藏。
据陈宝仓的子女回忆,在武汉,父亲白天负责组织军民挖战壕,筑工事,晚上便回家给子女们讲一些见闻和故事。
陈宝仓讲的故事大多数是苏联和我国的战士们如何与日寇周旋的,可见当时他已经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有意识的同情革命,并向革命靠拢了。
1938年3月深夜,陈宝仓的夫人师文通正在家中安抚孩子睡觉,突然有军官敲门,打开一看吓了一跳。
——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一个浑身缠满绷带的人。
原来陈宝仓在安徽指挥防务的时候,被日军飞机扔下的炸弹所伤,浑身伤口竟达二百多处。
彼时医院已经爆满,在简单处置了一番之后,师文通将陈宝仓接到家里疗养。
一个月后,陈宝仓伤势已无大碍,但右眼却已失明。
鉴于这种情况,武汉当局令陈宝仓全家搬到湖南沅陵,便于他康复。
1938年6月11日,日寇再次来犯武汉,并叫嚣“三月灭华”。
值此危亡之际,伤情还未痊愈的陈宝仓毅然披挂上阵,从湖南来到武汉。
经学长陈诚推荐,陈宝仓担任十八集团军司令张发奎的参谋长。
张发奎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军官,和陈宝仓早已熟稔。
十八集团军在守卫武汉的时候虽然表现顽强,但架不住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以及化学毒气的猛烈攻击。
经过四个月艰苦卓绝的坚守,日军攻下武汉。
为保存有生力量,陈宝仓随张发奎部来到两广。
由于原张发奎部参谋长蒋光鼐托病辞职,陈宝仓因此得以代理担任参谋长。
而此时,陈宝仓已经暗中和我党搭上了线。
原来,张发奎的秘书叫左洪涛。
这位左秘书真实的身份是第四战区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所以第四战区的所有国民党情报,都是由陈宝仓亲手交给左洪涛,并由左传给延安的。
在两广主持政务事宜期间,陈宝仓还利用自己毕生所学组织人员撰写了一本《游击战规范》的小册子。
这本书随后也传到了延安,得到了党内很多将领的认可和赞赏。
1940年5月,作为轴心国的老大德国对法国大举进攻。
自顾不暇的法国对其在远东的殖民地越南分身乏术。
日本趁机大举进攻越南,并在同年9月占领了包括河内的一些大型城市。
这显然对于两广地区的张发奎形成了较大的威胁。
此时陈宝仓临危受命,来到中越边境,固守第四战区的侧翼,实质上成为国民党对越关系的最高长官。
陈宝仓此时已经与中共有了联系,故对于越南共产党也采取亲近的态度。
而此时,越共在越南受到法军和日军的双重围剿。
为保存实力,越共决定在广西边境一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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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陈宝仓接触到了越共的很多领导人,包括当时越共的领导人胡志明、黄文欢等人。
1941年年底,黄文欢在广西境内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
在陈宝仓的斡旋之下,黄文欢在被拘捕后随即被放出。
随后,在1942年年初,陈宝仓在黄文欢极力建议之下,在广西举办了军事培训班。
培训班的学员主要是越共的青年人员。这些青年党员回国后迅速成长为抗日反帝的中坚力量。
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境内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以“日本间谍”罪名抓捕。
胡志明和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关系不错。
在当时参谋长吴石的操作之下,胡志明没有被带到当时国民党首府重庆,而是秘密保护关押在柳州。
这一举措可以说是救了胡志明的性命。
1943年9月,胡志明被秘密释放,在陈宝仓管辖的广西区域指挥越南革命。
但无孔不入的军统特务却发现了此事,1945年4月,陈宝仓受到了“私放越共”罪名的指控,被带到重庆接受所谓的“审判”。
4个多月之后,被秘密收押在重庆的陈宝仓收到了喜讯,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此时,国民党面临着受降人员不足的窘境。
这次,又是学长兼好友的陈诚,向蒋介石推荐了陈宝仓。
也不知道是忘了这档子事,还是对军统不是太信任,蒋介石欣然任命陈宝仓为国民党特派员,赴青岛接受日军的受降。
这样,一下子陈宝仓从阶下囚摇身一变,成为尊贵的特派员。
在青岛,陈宝仓接受了日军的投降,也接受了大量的辎重,包括武器、粮食等。期间,他也暗中将一些武器和粮食运送给了我党。
此时国民党山东省的主席是王耀武,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
此人素来看不起陈诚等保定军校出身的军官,对于陈宝仓也是横加刁难。
两人在受降物资的归属上出现了尖锐的矛盾。
陈宝仓奉命要将物资收缴给重庆方面,而王耀武则想归为山东地方所有。
1946年,国共两党内战爆发,陈诚在东北兵败被罢免。
王耀武认定陈诚倒台陈宝仓失势,便诬陷陈“贪腐”物资,将其告上了军事法庭。
压力之下,陈宝仓只好离开了济南,回到北平赋闲在家。
陈宝仓在抗战的时候就和吴石是同事,并且和吴石的好友,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吴仲禧多有接触。
此番回到北平,陈宝仓对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互相侵轧已经心灰意冷了。
于是,经吴仲禧介绍,他加入了由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创建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
此时全国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朗,解放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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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之下,陈宝仓主动弃暗投明,联系到中央和组织,表示自己愿意赴台为祖国统一大业赴汤蹈火。
于是,1949年春,陈宝仓携家人来到宝岛台湾,和吴石一道成为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此时,经老友陈诚的一番操作,陈宝仓的“贪腐”罪名不成立。
他再次调回国防部,就任中将高参。
利用这个职务,陈宝仓获得了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情报,包括台湾的防御图和驻军部署等。这些情报均由他自己亲手绘制成表格交由吴石汇总上报。
当时吴石这条线的情报报送链是:陈宝仓负责搜集绘制情报,然后秘密交由吴石整理。吴石将情报整理之后由副官聂曦(后来是王正均)转交给朱枫。朱枫随即交由往返于香港与台湾的交通员。情报辗转通过香港再到中共华东局,最后再传达到北京。
1949年秋,蒋介石在台湾刮起了“白色恐怖”,很多所谓的“共党奸细”被抓,当然其中也不乏很多台湾当地的群众。
陈宝仓感到形势危急,便秘密将妻儿老小运送到了祖国大陆。
事实证明,陈宝仓的预感没有错。
在此之后,1950年3月,中共台湾省书记蔡孝乾暴露被抓,直接导致整个台湾的地下战线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吴石等在国民党中身居高位的地下工作者随即被暴露。
吴石、朱枫、聂曦、王正均相继被抓。
由于陈宝仓身份特殊,蔡孝乾并没有将其供出来。
但是精明的国民党特务在吴石的家中抄到了一张写满军事情报的纸条,经过仔细对比后发现,竟然出自陈宝仓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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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仓随即被捕。
在审讯室中,他经受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但始终否认与吴石“同谋”。
其铮铮铁骨,连最残忍的国民党保密局都无可奈何。
在1960年6月10日下午,陈宝仓和吴石、朱枫、聂曦一道在台北壮烈牺牲。
陈宝仓壮烈牺牲,在祖国大陆的妻子师文通自然悲痛欲绝。
但在悲痛之余,如何将丈夫的骨灰转到祖国大陆成了首要问题。
当时的台湾“白色恐怖”笼罩,一切和政治犯有关的人都会受到牵连。
但陈克敏和唐辉鳞两位友人冒死相助,贿赂火葬人员,才将骨灰取出。
随后经由陈宝仓女儿陈禹方的同学殷晓霞冒险通过海关带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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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陈宝仓将军的骨灰最终回到了祖国,葬在了北京八宝山下。
现在评述陈宝仓,我们只能感到钦佩。
他有陈诚这样的靠山,作为国防部的中将级别的高参,地位不可谓不尊贵,前途不可谓不“光明”。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舍小家为大家,舍弃了优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的生活,为了祖国的统一,甘洒热血。
这不能不让人深感其精神不灭,精魂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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