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年末,越来越多的省会城市开始明显加快节奏。
一个直观变化是,各地“稳增长”的动作密集出现:有的加快推进重大项目落地,有的追加以旧换新补贴,有的通过节庆、文旅活动拉动消费,把能用的政策工具几乎都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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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济南近期就宣布,把此前结余的以旧换新和适老化改造资金,集中在几天内重新发放为消费券,目标非常明确——托住年底消费。
这种做法并不特殊。对很多省会来说,年底不仅关系到全年经济数据,更直接影响来年的财政、投资和政策空间。
从经济体量看,省会城市之间的差距正在被迅速拉近。
今年前三季度,广州、成都、杭州依然排在前列,但武汉、南京、长沙、郑州、济南、合肥、福州等城市,也都稳稳站上了“万亿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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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多个省会之间的GDP差距,已经缩小到百亿量级——长沙和郑州、郑州和济南、济南和合肥、合肥和福州,彼此之间几乎是一脚油门就能反超的状态。
这意味着,省会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从“拉开差距”,进入到“你追我赶”的阶段。
但问题也随之出现:省会城市的目标,真的只是把GDP做大吗?
在不少学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相比单纯追求体量,省会更重要的角色,是承担“创新策源地”和“区域带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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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并不复杂——省会城市往往集中了全省最多的高校、科研院所、金融资源和公共平台,本身就具备做原始创新和技术突破的土壤。
今年以来,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以广州为例,一方面通过大型体育赛事、文旅活动拉动消费,另一方面在科技创新上不断加码。
最新公布的国际科研城市排名中,广州已经进入全球前列,成为国内少数同时集聚多类国家级科研平台的城市。
成都的节奏也很快。
消费端持续升温的同时,一批重大产业化项目同步推进,再加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定位不断抬升,城市能级明显被拉高。
从各地正在酝酿或已经公布的“十五五”规划看,一个信号越来越清晰——省会城市,被放到了区域发展更核心的位置。
不少规划不再只谈城市自身发展,而是明确要求:要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组织产业、带动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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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省会只顾自己做大,很容易形成“虹吸效应”,反而削弱全省的整体活力。
因此,“怎么带动周边”,正在成为新一轮规划中的高频词。
一个现实选择是,把创新资源“外溢”出去。
未来几年,省会城市和周边地市之间,通过“创新飞地”“产业飞地”等方式协作,将会越来越常见。
研发、设计、试验放在省会,生产、应用、配套向周边扩散,已经成为不少地方的实际路径。
在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上,这种分工尤为明显——比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单个城市很难吃下完整产业链,更适合在都市圈内部协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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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很多省会在“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上率先发力,承担起探路者的角色:成都、杭州、武汉、合肥,都明确提出要打造人工智能或前沿科技的高地,再通过产业链把机会向外延伸。
回头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今年省会城市的年底冲刺,看似是在拼经济数据,实际上是在为下一轮发展“站位”。
谁能真正把创新做强、把资源组织好、把成果扩散出去,谁在未来区域竞争中,就会拥有更稳固的位置。
也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省会开始意识到:GDP只是结果,真正决定长期走向的,是能不能成为“创新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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