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公司的第三次溃败

文/武魏楠

三闯新能源梦碎，油企困在化石圈里

2020年2月12日，当伯纳德·卢尼站在聚光灯下的时候，无论是他还是台下的观众，大概都想象不到，未来的1个小时里，他们即将会开启石油工业百年历史上最激进的一次战略冒险。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石油公司的历史足够熟悉，就会想到：早在2014年Ben·van·Beurden（中文常译“范博登”）正式出任壳牌集团CEO之后，一股石油公司绿色转型的风气就开始了。

彼时面对壳牌四处扩张但资金压力大、资本回报率下滑等问题，范博登采取了收缩、止损、聚焦现金流的策略。而在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之后，壳牌更是开始探索生物质、碳捕集、电力交易等低碳业务。

时间的指针转到2020年。油价开始因为疫情而走向暴跌，全球对脱碳的乐观情绪空前高涨。Ørsted的资本市场神话、欧洲ESG投资的全面兴起、各国气候目标的快速升级，让“石油公司必须转型”在当时几乎成为唯一正确、不可置疑的方向。

从Shell、到挪威国家石油（Equinor），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净零或可再生能源目标，并投入巨资布局风电、太阳能、氢能等新领域。

然而，短短几年间，这场被视作“绿色革命”的大潮骤然逆转。Oil majors最终选择了“回归油气”，不仅放弃了许多清洁能源项目，更放弃了原本公开承诺的减排目标。

资本、组织、监管和地缘政治共同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层层收紧，最终阻断了石油巨头的“能源转型之梦”。从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化尝试，到2000年代的首次“绿色转向”，再到2020年后大规模押注可再生能源，国际油气公司三次试图跨出化石燃料的边界，却三次无功而返。

重复的失败或许预示着：这并非某种管理失误，而是结构本身的限制所致。

绿色革命的狂热

2020年全球掀起的那场“绿色革命”，是国际石油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体跃迁尝试，也是最具戏剧性的泡沫。对欧洲油气巨头而言，这是一场企图重塑自身基因、彻底改变商业模式的豪赌。

壳牌等石油公司第一次不再把可再生能源当作“品牌资产”或“边缘投资”，而是试图让风电、光伏、氢能、生物燃料乃至电力零售成为新的核心增长曲线。

在激情、资本、技术叙事与政策幻觉的多重作用下，这场绿色豪赌轰然拉开帷幕，同时也埋下了后续溃败的全部伏笔。

国际能源署、世界银行以及伍德麦肯锡等机构在同期的预测中，普遍认为未来十年将迎来石油行业大规模的能源转型投资周期，油气公司将成为新能源革命的重要推动者。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欧洲公司纷纷开始扩张绿色版图。Shell计划在2030年前将其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扩展数倍，布局海上风电、光伏、氢能以及生物燃料，并设立“能源解决方案”部门；挪威国家石油Equinor在2021年宣布可再生装机目标将达到12-16GW；Total Energies则全力推进其电力与可再生业务，试图在2030年成为全球前五大电力公司之一。在资本投入方面，欧洲三巨头（BP、壳牌、TotalEnergies）加上沙特阿美和阿布扎比国家石油，成为全球对低碳业务投入最高的一批企业，其在风电和光伏业务的支出远超埃克森美孚与雪佛龙等持保守态度的美系同行。

推动这一切的首要力量，是前所未有的气候政治压力。巴黎协定生效后，“净零”成为各国政策、司法和舆论层面的共同底线。欧洲法院已经将油企碳排放视为潜在法律风险，气候诉讼数量在2020—2021年急剧攀升。对壳牌等公司而言，这不是PR层面的“形象风险”，而是真实会影响股价、监管审批乃至企业存在方式的“生存风险”。

其次，ESG投资潮制造的资本幻觉让绿色资产估值不断膨胀，风电和光伏公司获得如同科技股般的估值溢价；基金经理争相表态要“减配化石能源、增配绿色资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油企转型的紧迫性。

到2021年，丹麦的Ørsted以“全球首家彻底退出化石燃料、全面拥抱可再生能源的油气公司”身份成为绿色浪潮的标志性符号。其市值一度飙升至820亿美元，在2021年1月时，已经相当于BP和壳牌市值的三分之一。

以风电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被资本视为“新石油”；一个成立于油气时代的小公司竟能在市值上逼近百年巨头，被媒体、基金经理和政策制定者不断引用，成为能源转型的成功案例范本。

第三股力量来自低利率时代塑造的套利空间。风电、光伏等项目本质上是重资本密集型行业，其盈利高度依赖融资成本。在2020—2022年的极低利率环境下，任何可再生能源项目在财务模型中都显得“稳健、低风险、回报可期”，这形成了一个看似完美的投资窗口，让油气公司认为这是用传统油气现金流换取未来增长的最佳时机。

第四股力量来自公司高层自身的价值判断。在壳牌等企业内部，一批相信“能源行业已处于历史大拐点”的新世代CEO开始主导战略方向。他们在价值观层面主动拥抱能源转型，相信“做正确的事”会赢得资本、政策与社会的共同支持。

瓦解与退却

然而，现实的市场与经济环境很快逆转了石油巨头的“绿色革命”节奏。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能源供应骤紧、油气价格飙升，传统油气业务重新成为利润中心。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领域却遭遇成本上升与融资收紧的双重压力：全球利率快速上行，通胀抬高设备与施工成本，供应链瓶颈频发，使风电、光伏等项目的利润率大幅下滑。多家机构分析指出，可再生能源项目收益普遍难以匹配油气项目。

在这样的内外冲击下，壳牌、Equinor等欧洲能源巨头纷纷重新押注传统油气业务。以壳牌为例，2023年公司实现近280亿美元净利润，并向股东派发了高达230亿美元的分红和回购。然而同期，其可再生能源与低碳解决方案板块投资明显缩水：2023年仅投入27亿美元，占资本支出的11%，低于2022年的14%。新任CEO Wael Sawan上任后明确提出壳牌将聚焦高利润项目、稳定石油产量并扩大天然气业务规模。

在这一思路下，壳牌于2024年3月将2030年能源产品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从“减少20%”下调至“减少15–20%”，并取消2035年“减排45%”的目标。同时，公司宣布今后不再主动领导新海上风电开发，仅在商业条件合理时才会谨慎投资。过去两年中，壳牌已先后退出韩国、美国的多个风电、太阳能与氢能项目，出售部分零碳业务资产，并在低碳事业部进行裁员。

壳牌内部的组织问题进一步放大了转型阻力。由于企业规模庞大、管理结构官僚化，风电、光伏与充电网络等业务在内部推进缓慢，部门间对定位与资源分配争议不断。

本质上，壳牌试图用油气公司擅长的大项目、高回报逻辑，去管理本应由公用事业公司运营的低回报业务，导致协同困难、效率低下。2022年后，新任CEO明确将新能源业务聚焦“盈利优先”，关闭或出售部分风电与充电业务，收缩市场布局。

Equinor的转向同样引人注目。作为曾被视为“脱碳样板”的石油公司，Equinor在2025年大幅下调原本的绿色目标：2030年可再生装机由计划的12-16GW下调至10-12GW，并取消将50%资本支出用于低碳业务的承诺。公司将调整原因归结为艰难的市场条件与股东回报压力。与此同时，Equinor公布的2024年四季度业绩表现强劲，并上调未来油气产量预测，明确继续加大传统业务投入。

法国道达尔在光伏、风电和充电网络布局上同样遇到收益不佳的问题，最终调整投资策略，将资源集中到低碳油气与碳管理等更贴近自身能力的领域。

美国石油巨头的态度更为鲜明。埃克森美孚始终专注油气增产，计划通过圭亚那和二叠纪盆地扩产，使2030年上游日产量提升至550万桶油当量。公司保持每年200–3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多投向油气与LNG项目。能源转型方面，埃克森始终维持有限投入，几乎未涉足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布局，而是聚焦提高常规与非常规油气开采效率，并通过数字化与AI降本增效。

绿色转型在国际油企内部全面遇阻：经济周期逆转、利率环境变化、可再生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组织文化与盈利结构的矛盾，使得这场转型热潮快速破裂。

曾经的雄心壮志，在现实的盈利压力和运营边界面前，最终全面退潮。

油公司的不可能

国际石油公司绿色转型的“第三次溃败”并非偶然，而是长期路径依赖的结果。1970—1980年代，油价高企推动油企跨界进入电子、核能、矿业等产业，但因技术门槛高、产业逻辑与油企模式冲突而失败；油价崩盘后全面撤退回归油气。

2000年代，石油公司投资光伏、风电和氢能，但可再生能源利润低、回报周期长，难以匹配油气的高分红模式，同时中国光伏企业以成本优势抢占市场，金融危机后油企再度退出制造业。两次历史教训显示，油企擅长高风险、大规模油气项目，却不适应低利润、稳现金流的新能源业务。因此，2020年后绿色革命浪潮中，油企的挑战不在于愿意投入，而在于能否用现有体系持续运营新能源业务，答案显然已由历史给出。

近几年，油气项目在全球市场环境下的盈利能力依旧显著高于可再生能源项目。BloombergNEF的数据显示，石油行业在可再生电力和电气化领域的投资已连续第二年下降；反之，“清洁”类技术——包括碳捕集、可再生燃料等——因与油企现有业务协同度高、回报明确，更容易获得投资倾斜。

这种偏好不仅来自资产结构，也源于油企长期形成的组织文化。大型油气公司擅长的是跨区域、超长期、超复杂的勘探与生产体系，而非新能源行业中那种分散化、高监管、低利润的运营模式。

正如Chevron所强调的：“只有依靠传统油气业务的稳定现金流，才能为能源转型提供资金。”在2022—2024年高油价背景下，油企利润飙升，股东与管理层更强化了这一倾向。与此相比，新能源业务投资大、周期长、回报不稳定，难以获得资本市场耐心——尤其是在油气业务利润高企的时期。

市场预期的失误也助推了这场系统性溃败。能源危机爆发后，多国政府放缓了气候政策，推迟减碳目标；美国化石燃料政策再次放松，欧洲因能源安全担忧而重新重视天然气供应。这些变化削弱了新能源项目赖以支撑的政策确定性。投资者短期主义抬头，激进股东甚至公开要求壳牌等公司削减绿色投资，出售风电、光伏等低回报资产，优先回购股票、增加分红。

俄乌冲突后欧洲对天然气的迫切需求进一步强化了传统油气的重要性，使得油企原本设想的新能源增长曲线被频繁打断。

因此，从投资规模到产能规划再到实际利润表现，大多数国际油企都未能兑现其在绿色转型上的承诺。绿色旗帜在市场压力、股东压力和政策摇摆中被迫收缩，油气业务重新回到企业战略中心。伴随油气市场盈利预期仍未减弱，加上技术和政策存在不确定性，这种回摆具有系统性和持续性。

过去三十年国际油企在绿色化道路上一再遇挫，反映的是能源系统的结构性现实，而非企业层面的保守。

能源转型是系统级工程，依赖政策、电力市场、技术进步、储能成本与消费行为的共同演进，单一企业无法改变全局。油企的核心竞争力仍集中在资源调度、工程建设和风险管理，而非公用事业式的新能源运营；资本市场也只奖励稳定盈利，而非以牺牲收益为代价的快速扩张。

未来十年，国际油企更可能保持油气业务为主体，以LNG、碳捕集、工业氢能、生物燃料与绿色贸易等低碳技术作为补充，而非彻底转型为可再生能源公司。

这场失败是一记现实的提醒，但不是能源转型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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