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7人红军游击队发展成新四军主力团，55年失授衔机会

1936年1月，河南桐柏山区大雪纷飞。在一处背风的山坳中，有七个人围坐在快要熄灭的篝火旁。他们武器只有三支破旧的老套筒步枪和一把膛线快磨平的手枪。带头的汉子叫周骏鸣，他当过兵，打过游击。现在看着微弱的火苗，又望了望身旁几位刚聚拢过来的农民兄弟，他心里明白：眼下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先活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簇微弱的火苗，只用了三年就燃成了一支一千七百多人的新四军主力团。更让人意外的是，1955年秋天全军授衔时，凭着资历和战功本应列入将官名单的周骏鸣，只等来一张“暂缓授衔”的通知。二十年的枪林弹雨，为何换不来一颗将星？这得从他更早的经历说起。

周骏鸣1901年生于河南确山，从小就看到穷苦人受到欺压。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中原，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种。两年后的1927年4月，确山起义打响，这是我党在河南最早组织的农民武装。周骏鸣带领赤卫队，扛着土炮、梭镖和大刀，一举攻入县城。

起义成功后，他们建立了工农政权。但好景不长，同年7月，国民党军队反扑，起义失败。枪声渐渐停歇，队伍被打散。周骏鸣带着十几名坚定的同志，背上剩下的枪，转身钻进南边的桐柏山。从平原退入深山，他认准了一个道理：手里有枪，心里才踏实，脚下才有路。

山里的日子异常艰苦。但这支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就此成立，周骏鸣担任队长。刚开始总共只有七个人，为了隐蔽，他们平时分散活动，靠砍柴、挖药材换粮食糊口。他们定下“三打三不打”的规矩：只打小股民团、下乡收税的和祸害老百姓最凶的；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可能伤亡过大也不打。

第一仗，他们选在老虎尾巴的税所。天还没有亮就摸进去，站岗的团丁还在瞌睡就被缴了枪。得来的粮食和盐，他们悄悄分给村里最穷的几户，还特意在布袋口扎上不同颜色的布条。

老乡们心领神会，知道是“自己人”送来的。靠这一点一滴积攒的信任，队伍才有了能藏身的“堡垒户”，能在山洞里存下应急粮。1936年3月，他们在龙王庙被民团包围，趁着山雾弥漫，抓住野藤从后山悬崖滑下脱险。到年底清点人数，队伍已扩大到七八十人。

转眼进入1937年，全国形势大变。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国共再次合作。次年1月，周骏鸣接到命令，率领已发展到三百多人的队伍前往确山竹沟镇集结整编。

谈判并不顺利，对方不愿意给正式番号。周骏鸣毫不退让，把队伍几年来的活动轨迹、作战经历一一摆上桌面。最终，这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队伍，被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1938年3月8日，八团在竹沟誓师东进抗日，开赴皖东前线。

平原作战和山里截然不同，缺乏山林掩护，鬼子的骑兵和汽车说来就来。周骏鸣让大家一起想办法：他们在村外高坡竖起“消息树”，鬼子一来就放倒；又在田埂地头挖“蛤蟆蹲”掩体，人蹲在里面，抓住时机突然开火。

1938年夏天，在安徽全椒青龙厂，他们打了一场漂亮伏击，消灭一小队日军，缴获一个掷弹筒。队伍越战越强，到1939年春天，八团已拥有三个满编营和直属队，成为一千七百多人的主力团。

队伍壮大了，必须打硬仗立威。皖东的来安城成为八团的试刀石。城内驻有日军一个中队，工事坚固。

1939年9月，周骏鸣决定攻打来安。首战，他派一个营猛攻西门，制造主攻假象，诱使城内日军主力增援。与此同时，真正的主力从东南角悄悄架云梯登上城墙。等日军察觉，突击队已砸开伪县衙门大门。

这一仗速战速决，缴获枪械后迅速撤离。等滁县日军援兵赶到，八团早已撤回乡下根据地。

日军随后增兵加强守备。周骏鸣改变战术。同年11月，他派部队松松地围住来安，故意留出缺口，主力则埋伏在滁县到来安的公路两侧。

滁县日军果然出来增援，一头扎进伏击圈。埋伏部队马上开火，城内部队同时向外攻击，里外夹击下，日伪军丢下一百多具尸体。这就是“二打来安”。

第三次在1940年1月。此时日军戒备极严。周骏鸣选择夜袭。突击队员口里衔着竹片防止出声，从城墙根一处废弃水道潜入。战斗在日军司令部附近骤然打响，异常激烈。

天亮前，八团带着新缴获的一门九二式步兵炮撤离。这门炮后来跟随他们南征北战。“三打来安”战术灵活、战果扎实，八团威名彻底传遍皖东。

然而，新的考验有时比打仗更复杂。随着新中国建立，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成为过去，许多历史旧事也被提了出来。

1952年，新中国成立已三年，全国开展干部历史审查。此时周骏鸣在华东军区任副参谋长，他的个人档案被调出仔细审查。其中两件早年的事被重点标注，需要重新核查。

第一件发生在1934年，红军处境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担任游击队负责人的周骏鸣，为解决部队给养，扣押了一名当地士绅。转移途中遭到民团袭击，交火中该士绅被流弹击中身亡。当时有旁证说明情况危急，属于意外流弹。但在和平年代的审查中，此事被重新提出，需要明确性质和责任。

第二件在1947年中原突围最紧要的关头。当时担任中原军区参谋长的周骏鸣，在部队被打散、突围没有希望的情况下，下令烧毁了一大批机密文件。这在当时是为了防止文件落入敌人手中的紧急措施。但在如今的审查标准下，这一决定也需要重新评估。

周骏鸣多次撰写材料说明当时情况，许多老战友也出面作证，描述当年面临的生死压力。然而，战争年代特殊环境下的事件，放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标准下衡量，变得复杂难断。

1955年秋，全军授衔评定进入最后阶段。论资历，周骏鸣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论战功，他白手起家带出一个主力团；论职务，他是正军职。按常理，授予少将或中将是顺理成章的事，最初预授名单也有过他。

但组织上对他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先一步确定。负责同志找他谈话，正式传达决定：因一些历史问题还需要清查，本次授衔暂缓。“暂缓”二字，背后的含义大家都明白，实际上成为了最终结果。

谈话后不久，后勤部门按早期拟定名单准备的方案，仍把一套新将官礼服送到周骏鸣处请他试穿。周骏鸣默默接过那身厚呢制服穿上，站在镜前看了一会儿。他静静看罢，平静地脱下衣服，仔细抚平褶皱，按原折痕叠整齐，放回盒子，那晚，他书房的灯亮到深夜。

授衔虽然搁置，但工作不能停。周骏鸣主动向组织提出去农业口。1960年，他前往北大荒，与垦荒官兵、知识青年同住在临时挖的“地窝子”里，同吃冻土豆，用人拉犁杖开垦黑土地。春播后，他常蹲在田埂上看麦苗，一看就是半天。看到绿油油的苗齐刷刷长出，脸上皱纹才舒展开，露出些许笑容。

1991年，周骏鸣卸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职务，经组织批准离休。2000年，中央批准其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

晚年，组织考虑他住房老旧，想给他调换。他摆手拒绝，说老房子住惯了，挺好。他那间朴素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张旧地图，图上用红铅笔标出一条从河南桐柏山到安徽来安城的弯曲线，那是他和队伍一步步走过的路。

2003年，周骏鸣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告别仪式依照他生前意愿，播放了一首桐柏山区老歌。歌声苍凉如山风，吹过漫长岁月。

周骏鸣去世后，子女在笔记本里找到一行字:“七个人起家，带出一个团。这辈子，对得起这身军装。”没有署日期和姓名。字迹很深，纸背可以摸到凹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