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文献与医学人文：跨文化对话中的历史共生

医学史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部人与社会共生共构的历史。一方面，它剖析医学认知范式的演变逻辑；另一方面，它则将其置于宏阔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下，审视其如何与权力结构、文化惯习及经济基础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了关于身体、疾病与健康的认知图景与实践方式。在医学人文视域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对医史文献的批判性再审视，在医学人文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对医史文献的重新审视不仅有助于厘清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也为理解医学实践与社会结构的历史共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史料基础。

2025年10月24日，“医学人文视角下的医史文献研究”国际论坛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成功举办。论坛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联合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上海市医学会医史专科分会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北美、欧洲的各位知名学者及两大分会的会员等百余名学者参加。会议设主旨演讲与两场学术报告，围绕医史文献的学术价值、人文意涵与跨文化意义展开深入交流，气氛热烈，成果丰硕。

会议现场

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夏昀教授、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主任委员王春艳、上海市医学会医史专科分会主任委员王丽丽作为联合主办人分别致辞后，论坛进入备受期待的主旨演讲环节。该环节由上海中医药大学陈丽云教授主持，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研究员韩嵩教授（Marta Hanson）、南京大学闵凡祥教授以及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李兰（Lan Li）助理教授分别发表学术演讲。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夏昀教授致辞

上海市医学会医史专科分会主任委员王丽丽教授致欢迎辞

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主任委员王春艳教授致辞

韩嵩教授作为国际知名的医史研究学者，曾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多所美国知名院校任教，同时也在多个国际与国家专业协会、期刊编委会担任要职。韩嵩教授多年来深耕东亚科学及医学史、中医身体史及跨文化知识流动，在该次会议中，韩嵩教授带来了一场题为“知手：明代日用类书中的手记技巧与手识”的精彩演讲。“知手”是韩嵩教授在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牵头的研究项目，该项目聚焦中国“手记技巧”与“手识”，探究身体（尤其是手部）在知识存储、传递与实践中的作用。她提出“知手”（Epistemic Hands）与“手工”（Mindful Hands）两组概念，探讨身体在知识生成、传递与实践中的作用。前者强调“手脑协同”，将手部作为认知延伸工具，体现了“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理论；后者则侧重于“身体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强调手部作为知识实践的直接载体，具体如书法握笔手势、针灸持针心法、古琴指法命名（大拇指“大指”、食指“食指”等），体现了具身认知理论的内涵。

通过分析《万宝全书》中的“袖里金”掌诀，韩嵩教授展示了明代民众以手部记忆辅助计算与占卜的智慧，揭示手部动作作为认知延伸工具的普适性。她进一步追溯“手识”传统，从秦简的“身体记忆”到张介宾《类经》中“掌为小天地”的理论，再到明代类书的分步图解，勾勒出“手脑并用”思想的历史谱系。这一传统既体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也为医学实践提供了具体可感的操作模型。

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文化相似性与历史共性，这一点也体现在手识实践中。韩教授以跨文化视野对比中国的掌诀与欧洲“黄道十二宫人”等身体记忆体系，指出不同文明在“以身载知”上的共性。她特别提及17世纪耶稣会士对中国“十二律掌诀”的翻译，显示了手识作为跨文化知识媒介的独特潜力。韩嵩教授认为，随着数字化工具的普及，人类对“身体记忆”的依赖逐渐减弱，手部作为认知工具的功能不断萎缩，因此该研究项目提出“恢复、重新思考并整合前现代‘身体知识’于教育与日常生活”的主张，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更为当代知识传播、文化传承提供了新思路。

南京大学闵凡祥教授以《超越“为了医生”：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与功用》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从学科史视角回顾医学史的发展路径，并阐释其当代转型的深远意义。闵教授指出，传统医学史自古即有渊源——西方可追溯至希波克拉底的《论古代医学》，中国则可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然而，长期以来，医学史多被书写为“关于医生、由医生撰写、为医生服务”（of doctors, by doctors, for doctors）的历史，关注焦点集中于名医事迹与医学成就，强调职业认同与专业权威，却忽视了社会文化语境及普通人的经验。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分水岭，亦是医学史研究的重要转变期。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史与文化史范式的引入，医学史逐渐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医疗社会史，研究重心从医学技术转向社会实践与文化建构，强调跨学科、整体史视野。闵教授认为，这一转向赋予医学史以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它帮助医学生理解医学的人文维度，启发临床医生面对伦理与实践困境；为病人、政策制定者与公众提供历史镜鉴；亦使学者得以关注非正规医疗者与失败案例，反思医学的社会责任与政治风险。总而言之，医学史在20世纪这场转型浪潮中，逐渐完整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片面且傲慢的医学史，它的意义与功用与社会所需接轨，体现了医学史研究与叙述的功能迭代。

回顾历史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在传统医学史与医疗社会史的关系上，闵教授特别指出，批判传统医学史的局限并非否定其价值，而是倡导与医疗社会史并行互补，根据研究目的灵活取径。闵教授全面阐释了当今医疗社会史研究超越了传统医学史“为了医生”的单一目标，呈现出多元社会价值，而对医疗史进行历史回顾，能够为医疗史研究的发展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引，这一结论不仅回应了主题“超越‘为了医生’”的标语，更是引起了在场学者们的强烈共鸣。

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李兰助理教授在主旨演讲中介绍了她的新著Body Maps: Improvising Meridians and Nerves in Global Chinese Medicine（《身体地图：全球中医话语建构中的经络与神经》），并以现场演示的方式生动呈现了书中关于经络系统的研究成果。李兰教授以“中医算不算科学”这一经典问题开场，引发了在场学者的热烈讨论。她介绍，Body Maps一书聚焦“生命技术”（technologies of life）与“不可见解剖学”（invisible anatomy）的历史，提出了多重维度且极具洞察力的理论框架。李兰教授首先强调了使用东亚本土文献资料来建构东亚技术和技艺理论的必要性，并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关键在于不将人类领域与技术创造相分离。李兰教授回顾了手绘图像等古老技术在历史上如何代表不可见的解剖结构，并从哲学层面探讨了技术与人类心智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李兰教授借《庄子·天地》中“机心”一节阐释技艺（techniques）与“自我修养”的关系，认为真正的技艺应是“含道”的实践，即在技与道之间保持节制与和谐。她由此批判西方以“理性/非理性”划分知识体系的二元框架，指出“李约瑟难题”本身延续了这种对立逻辑。李兰教授提出，应从“图”（tu）的概念出发理解东亚技术传统。“图”不仅是视觉图像，更是“行动的模板”（templates for action），是实施“生命技艺”的媒介。李兰教授深入分析了经络作为一种图形客体，是如何传递身体结构的物质性与不可见性的。她提出，经络是弹性客体（elastic objects），其度量单位（如寸、尺、丈）是灵活且相对的离散单位。这些长度单位根据个体（从婴儿到老人）的身体尺寸而变化，反映了古代实践者将身体视为一个被宇宙学嵌入的制图学客体的理解。为了使与会学者们更容易理解，李教授特别设计了互动演示：她以长短不一的丝带象征经络长度，邀请与会学者手执彩带分布于空间各方，构成一幅由众人共同完成的人体经络图。现场气氛在这一刻达到高潮，学者们在身体体验中直观感受到了“图”作为知识实践的生成力量。

在进一步的阐述中，李兰教授以王好古（约1200年）的经络度量体系为例，通过精确的数学分析揭示了古人对“生命尺度”的独特理解。所有经络的总长度相加为16丈2尺（即一千六百二十寸）。这一数字并非偶然，而是与人体生命节律存在密切对应关系。通过计算呼吸次数与经络长度的比例，李教授发现这1,620寸恰好对应于一个健康成年人每日约13,500次呼吸。换言之，经络的“距离单位”同时也是“时间单位”，而二者的结合共同构成了“生命的单位”。李兰教授强调，这种对经络图的细读揭示了特定类型的精度，即由灵活单位构成的离散长度，并与固定数量的时间相联系。这些距离和呼吸的数量可能具有“命理学的目的、意义和暗示”。要把握身体地图在历史、政治和本体论层面的影响，必须采取“多重方法论”（如数学分析、艺术史）来研究这些不可见的结构，将其视为“动态的技术客体”。

当日下午，会议设置了两场学术报告，由王春艳教授、夏昀教授及王丽丽教授、张苇航教授主持，来自上海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依次发言。

李海峰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发表《简帛神仙类文献与〈黄帝内经〉中的生命追求及实践》报告，系统梳理简帛神仙文献与《内经》的生命对话关系，构建二者“同中有异、异中存联”的学术框架。李教授指出，据《汉书·艺文志》，医经与神仙同属“方技略”，皆以“生生之具”为旨归，共构汉代“不死—愈病”的生命谱系。简帛《十问》与《内经》均关注“长生”，反映医学突破“治已病”、走向“治未病”的转向。二者共见黄帝、天师等人物，皆围绕“却老延年之法”，展现神仙话语对医学文本的影响。简帛《养生方》所载益寿方药多取《神农本草经》“上品药”，以“补养药+祛邪药”配伍，体现“重正气、祛邪、顺天”的共识。李教授认为，“精”是仙医合流的关键概念，二者皆以“精”为生命之本，追求藏泻平衡，构成秦汉“寿命认知”的多元图景。简帛中的皮肤养护与“走方”运动法与《内经》“液以润泽”“气血盛衰决定运动功能”相呼应；二者共享“顺天应时”“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型，体现“医治病、仙防病”的互补分工。李教授最后指出，简帛与《内经》皆淡化《列仙传》的神通叙事，独尊“长生”，形成仙医合流、共塑生命技术的传统，为后世确立了“长生”理念的学术基因。

张雪丹副研究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作《〈永乐大典〉中的医事文化》报告。她指出，这部明代类书规模宏大、体例严谨，因专供皇帝御览，所录文献依据珍本缮写且极少改动，完整保存了明初以前的文化风貌，即便现存不足原书4%，但仍保存明初以前医药文化全貌。她回顾典籍焚掠与重修历史，强调其在医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书中医家传记记录如陈景东舍药济贫、楼国祯施医设堂，展现古代医德精神；医论小品辨析药性与病证，如“芍药根赤白功效不同”、“黄精与黄独用字之辨”，为还原古代药学提供依据。饮食篇记载制酥、制梅法，反映“药食同源”的实践；美容方术揭示古人对健康与生活品质的双重追求。张研究员指出，《永乐大典》辑录地域疾病、医官职制、已佚典籍如《鹤林集》，填补医事制度史的空白。其诗文与图谱资料，如崔知悌《产图》，显示医药与文学艺术的交融价值。她强调，研究《永乐大典》医事文化应突破“文献到文献”的局限，通过典籍理解中医学的历史思维与文化背景，使其在当代理论创新与伦理建设中延续价值。

王聪（北京大学）以《在化疗与草药之间：以北京市结核病研究所中草药科学化研究为例（1956—1990）》为题，梳理化疗时代中草药科学化的历程。她指出，研究所的机构变迁体现国家对结核防治的重视，技术人员比例高为研究提供保障。建国初“中西医合流”政策与民间抗结核经验共同推动系统研究。1959—1966年，郭钧、闫邦首团队筛选200种中药，90种具抑菌活性，证实中药潜力，同时揭示“提取工艺降效”的难题。1970年代“酒花素”试验实现“基础—临床—产业”链条，成为典型案例；对鱼肼片的研究则拓展了中西药合成思路。1978—1990年结合中医“活血化瘀”理论治疗化疗难治病灶，有效率达70.4%，显著优于单纯化疗。王聪强调，北京市结核病研究所的个案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政策推动、临床需求与科研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中国在抗结核领域超越西方“化疗单一模式”的尝试。然而，传统医学现代化中“药效稳定性”、“作用机制阐释”等核心挑战仍有待进一步攻克，不过北京市结核病研究所的研究积累仍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研究提供了历史镜鉴。

姚霏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作报告《新中国前三十年中西医结合在肿瘤防治领域的实践》，旨在梳理中西医结合从“汇通”观念到政策推动的发展历程。姚教授以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为时间维度，系统梳理了中西医结合在肿瘤防治领域的发展脉络。她在学术报告中指出，中西医结合这一医学实践并非简单技术叠加，其起源于西方医学于19世纪中叶大量传入后，在中医界所产生的“中西医汇通”观念与学派。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接触与应用，其成型于新中国“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推动。她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西医结合被确立为一级学科，期刊与研究机构相继成立。社会文化因素与卫生政策共同推动防癌进程：老年病关注度上升、防癌普查与钱信忠倡导形成合力。药物研究中，喜树、莪术、靛玉红、三氧化二砷等中药显示抗癌潜力；“扶正培本”原则显著提高患者生存率。姚教授亦指出，该领域存在理论薄弱、边界模糊、重实践轻总结等问题，但其经验与不足皆为当代中西医结合提供借鉴。

严娜副研究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作《〈博医会报〉中医相关资料简介》报告，指出博医会及其刊物作为中西医交流载体，其产生源于教会医学整合与条约行医特权。在谈及早期传教士对中医的认知时，严研究员认为其存在显著局限性：他们以近代西方医学的解剖学、生理学等标准来评判中医，批判中医外科知识落后、滥用针灸，甚至将迷信与偏方错误归入中医范畴，却忽略了中医基于长期实践形成的独特理论体系与实际疗效优势。不过，他们对中医“把握患者心理”的认可，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医诊疗中人文关怀的独特价值，而这种片面认知的形成，本质上或是不同医学文化背景与时代局限共同作用的结果。1916年社论《中国的医学》成为转折点，反思夸大中医落后的叙事，呼吁客观分析中药与疗效。这一转变反映了传教士态度的变化，为中西医从对立走向对话奠定基础。她还指出，博医会的研究模式兼具“医学+社会”特征，其疾病地理研究揭示环境与病症关联，对缠足、酗酒等社会问题的关注体现了医学与文化批判的互动，为公共卫生史研究提供重要史料。

赵前（上海大学）作报告《曼陀罗与新中国中药麻醉术的创造与流布》，旨在探讨曼陀罗药用史的转化。在梳理曼陀罗的药物使用史时，赵前指出，这种茄科植物的药用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鲜明差异：从古代典籍中谨慎使用的麻醉药，到民国时期承担禁烟功能的社会治理工具，其角色转变既源于药物本身的特性，也与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需求深度绑定，为理解传统药物的历史价值提供了典型样本。他强调，通过对曼陀罗药物使用的历史变化进行分析，能够发现其社会价值不局限于纯粹的实用药物，更被赋予了高度的社会意义，超越了单纯的药用，兼具了禁烟、社会治理的多维政治功能。他总结认为，曼陀罗从古代麻醉药到民国禁烟工具，再到新中国“中药麻醉术”的核心药物，其角色变迁反映药物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在西药短缺、民间献方与政治动员的共同推动下，中药麻醉术普及，并赋予民族医学复兴的象征意义。然而，频发的中毒与死亡事件、疗效不足及1977年《麻醉药品管理条例》的出台，最终使其退出临床。赵前认为，中药麻醉的兴衰体现传统药物与现代医学的碰撞与调适，揭示医学技术受政策与社会需求双重塑造的历史规律。

上海市医学会医史专科分会前任主任委员张炜教授作闭幕总结

下午的圆桌会议上，与会学者们围绕该次会议的所有内容进行讨论，随后由上海市医学会医史专科分会前任主任委员张炜教授作闭幕总结。张炜教授高度肯定了该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与学术成果。张教授指出，医学史不仅是知识体系的梳理，更是人与社会共构的历史。医学承载理论、制度与文化的多重内涵，折射人类对身体与健康的多元理解。在医学人文学科日益发展的当下，重新研读医学史文献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帮助学界更深刻地掌握医学知识自身的演化规律，还能为厘清医学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联提供可靠的史料依据。本次论坛汇聚百余位国内外学者，以多元视角、跨学科方法和创新成果展示了医学史研究的活力，充分体现医史文献研究的学术深度与现实关怀，会议在热烈的交流与共鸣中圆满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