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如何感知“地方”？

2025年正在接近尾声。

与去年告别，迎接来年，一年又一年，这是我们的日子。是的，一到年关，我们对时间立马有一种特别的感知，日历上的数字标记彰显了其力量，促使人去总结，去展望。那是时间，空间和它构成人类意志和经验得以呈现的两大法则。我们行动着，从待在房间到坐上公交地铁上班，挤进电梯、坐进格子间；从迈出家门到步入公园，再到实践半个小时“citywalk”甚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一个地方变为我们的空间。

离别的车站、散步的公园、远去的家乡，有多少地方让我们梦牵魂绕，有多少地方承载了我们的悲欢离合。每当想起一些地方，我们都有特殊的情感，即便说不清楚，对它仍有一个比较亲切的感知。这就是地方，它不是僵硬的地点A或B。在加速的社会，忙碌的人们都渴望找回属于自己的时间，何尝又不是渴望感知自己的“地方”呢？

本期专栏“聚落·场所·人”，社会学家陈映芳为我们讲述对地方的感知以及对“地方感”的超越。这种感知是个体的，也是社会层面的。

梵高《夜间的露天咖啡座》（1888）局部。

本文为“聚落·场所·人”第十四篇。

“聚落·场所·人”往期推送：

撰文｜陈映芳

关于“地方感”

多年前，在苏州大学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苏沪两地学者偶尔提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苏州这么发达，跟上海也离得近，两地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什么差别，但为什么上海被公认为是一个“现代都市”，而苏州总是被说成一个“中国的传统城市”呢？

是啊，苏州这三十多年来的城市发展速度，尤其是两个新城的开发成就，有目共睹。在包括了“硬经济指标”和“软经济指标”的各种“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上，它也一直排在前十名，远远超过了不少省会城市，甚至在一些年份也超过了直辖市重庆和天津，它难道不是一座地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现代城市吗？

影视剧中的苏州老街。图为电视剧《北上》（2025）剧照。

一个空间或一个地方“是什么”，到底是由什么样的一些因素或指标来确定的？在今天，不同国家的不同政府，不同学科的各种理论，都会给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城市及乡村聚落给出各种定义。但是，人与地之间，依然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内在联系。在那种关系中，一个地方是什么，是依据人们的记忆、情感、认同、观念、依恋程度等，来被感知、被赋予意义的，而不只是由某些学科理论或客观指标来定义。这种难以被数据或制度文本框定的、人们对地方的主观认知，被人文地理学者称为“地方感”。

对我而言，“地方感”理论的一个迷人之处在于：人虽然通常生存、生活于某些具体的地方，甚至可能被各种因素限制在某个地方（人也因此可能被称为“地域人”“区域人”）。但人之于地方，却有着与生俱来的超越性。人有自身的意志、观念和感受力，可以感知地方、超越地方。

人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就像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所说的：“作为具体存在的社会性的人，我们需要一些赖以养育和支撑并感到亲切的地方，如家和四邻，社区和亲属。作为政治性的人，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归属感，它不仅存在于家或四邻，还存在于更大的实体——城市或州之中，其中的大多数人是熟人和因客观的市场运作、政府机构以及共同的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的陌生人。人具有思考能力，因此属于更大的世界。”（Yi-fu Tuan ‘Sense of place: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human?’，中译《地方感——人的意义何在？》，参照公众号《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2022年10月15日 10:16 北京 ）在今天，“流动”已成为人存在的重要方式，信息传播技术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观看、感受世界各个“地方”的方式，人－地关系也因此变得多元，充满可能性。在这样的时代，“地方感”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对迁徙者、旅游者、数字游民等的人－地关系的研究，它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人的地方认知的社会建构机制。

段义孚被学界称为浪漫地理学家，在他不同的学术文本和个人传记中，他的“地方感”引领读者漫游于地理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艺术世界，并让读者尝试着超越具体的时间，得以想象自己与人类世界乃至宇宙之间的关系的可能性。凭借着思想和情感，人可以超越身处的实体。

我曾提出“地方感”的一个标准模式，把它作为评判其他模式的标准，不论是否意识到自己这么做。当“地方感”用于表述大于所有感官能察觉到的单位时，这意味着我们打了个比方，从直接而具体的经验中推测出间接且抽象的认识。如此说来，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可被称作祖国，配有主神或图腾；又或者，整个地球可被称作人类的家园，并被赋予盖亚这一神圣的名字。是思想包含了更广大的实体，但情感也绝不示弱。实际上，情感参与的力度更大。在国外待一段时间返回美国时，我们会对它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同样地，当我们坐宇宙飞船在太空待一段时间再重返地球的时候，会对地球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段义孚，《地方感——人的意义何在？》，中译出处同上）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

作者：段义孚

译者：王志标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感知地方的可能

今年夏季，到处是漫长的酷暑天气。我的几位大学女同学，在9月头上组团去欧洲四国旅游了一次——从罗马古城开始，一直到法国巴黎。行前一位大姐在电话里跟我感慨道：“教了几十年的历史，这次想去历史发生的地方好好看一看。”

放下电话，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我忽然想到：是呀，欧洲各国本是世界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可是，我以前游历一些国家、城市时，在所到之处都看到、感受到了些什么呢？

人的地方感，很多时候是一种混沌而隐秘的感受，当然它们也会像多棱镜，有着不同的面向，折射出人与世界的不同关系。旅行者对某个地方的感受也不例外。过去二十多年里，因为学术访问或参加会议，我曾到过一些欧洲国家。其间因为参与华东师范大学与法国高师集团的联合培养博士计划，还曾作为客座教授多次在巴黎、里昂的几所大学短期驻访，所以有机会参观过法国的一些城镇与社区。新世纪初，中国各地的城市大开发开始不久，当时到处像是建筑工地。而法国那些既有历史传统又充满现代感的城市建筑景观、小镇人文风貌，在我眼里美得令人晕眩，更不用说能够近距离面对那些世界殿堂级的博物馆和文化学术机构。

不过那个时候我正在从事的教学和科研，几乎全都是与城市学和中国城市开发、城市社会兴起相关联的议题。也因此，满脑子装的，也是最想从法国了解的，主要是欧洲城市社会的原理——“city”“citizen”“civil society”这样一些概念，以及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城市定义、城市类型理论，历来是亚洲各国城市史和城市社会学者无法回避的学术元问题。

源自中世纪欧洲的“city”具体是怎么样的？它们与东方的城市到底有些什么区别？带着这样的好奇心，我不仅将法国当成了他者意义上的社会，更将那儿的一个个城镇视作社会变迁意义上的“彼岸”。在法国各地走马观花，那时的我特别留意的，是城市中各种公共建筑、公共空间，包括现实中的和历史遗存的，除了大大小小的教堂、神庙，还有各种集市、法院、广场、露天剧场……它们既是社会的容器，也是社会的产物，或者说是社会运行的机制，是市民所“在”的地方。

巴黎郊区小镇上一古典集市原址。陈映芳 摄于2008年11月

人有关地方的认知和想象，无疑与人的价值观亦即社会观、城市观等相关。而关于“彼岸”，早在上世纪初，梁启超在他的《过渡时代论》中，就有相应的阐释，它涉及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目标预设。这样的想象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推动社会演变的某些价值力量，无疑也是最近几十年许多学者致力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的观念参照。

当然，作为一个社会学者，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是分内的工作，其实也是被职业化的视线与思维方式。里昂市民保护古城的都市运动、里昂新城的开发规划，以及巴黎社会各界抵制美国式大楼的历史等，曾引发我的兴趣，并成为我后来城市研究的问题意识来源。与此同时，在新世纪初的法国，移民融合问题、特别是郊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城市问题。

以巴黎郊区为背景的电影《全职》（

À plein temps

在里昂的共和大街，我曾见识过周末、周日呼啸于车站、街头的郊区少年。而2005年10月，爆发于巴黎郊区的大规模社会冲突（“巴黎骚乱”）——该事件的导火索为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两名移民后代少年为躲避警察追捕触电身亡，在随后的抗议活动中，当地的青少年以焚火、破坏公共设施表达不满，骚乱不仅迅速蔓延到了巴黎周边十多个城镇，最后也蔓延到全国各地——不仅震动了法国，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与这样的现实背景相关，那时候，巴黎的移民社区，成为我和学生的一个关注点。法国的学者朋友也曾带我走访过里昂、巴黎的一些移民社区、社会住宅，以及郊区新城。

巴黎地铁的各条“郊区线”上，随处可以看到被愤怒的文字划破的椅子。陈映芳 摄于2005年5月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巴黎郊区的埃夫里（EVRY）新城。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向外围地区疏散巴黎中心区过于集中的人口，法国政府提出了建设新城的区域发展规划。那以后巴黎在郊外逐步建设了马恩拉瓦莱、埃夫里、伊夫林、赛尔吉蓬图瓦兹和默伦塞纳尔等五座新城。这些新城在产业、功能等方面与中心城互为补充。在不少城市规划学者的研究、评论中，属于新城规划成功的案例。在我看来，它们在产业、建筑、商业以及交通、学校、文化、社会住宅等的公共设施配置方面，也可称完善。

然而，这样的卫星城市，由于与中心城之间，以及新城之间的社会空间的区隔效应，事实上成为大量移民/移民后代聚居的社区，高失业率和青少年越轨等，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2005年的郊区骚乱中，埃夫里新城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时任埃夫里市市长的曼努埃尔·瓦尔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曾广为传播：“我们正在为30多年来的社会、地域、种族隔离付出代价。”

埃夫里新城，一位少年因暴力在这儿死去，矮墙上是纪念他的文字。陈映芳 摄于2008年11月

人作为地方感的主体

在法国想象古典社会学家有关欧洲“city”的理想类型，与对法国现实社会的考察，无疑给了我不同的感受。事实上我也曾开玩笑地和朋友说：“其实我不太想了解法国的现实，那样会影响我对抽象社会的想象，干扰我对城市景观的观赏。”但后来发现，那样的担心是多余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观察现实并理解社会运行方式的途径及能力，同时具备对历史图景、社会类型的想象力——当然这可能需要一定的知识及方法。而睁开眼看世界，恰恰是人避免陷于虚妄的、狭隘的地方感的重要方法。此外，人拥有对空间、对地方的天然感受力，凭着视觉、触觉、听觉等感官能力，人可以通过世界万物感受自己的灵魂。

多年来，繁忙的工作，匆匆的出行，过程中经历的许多事，大多已经成了模糊的记忆碎片。但是，忆起法国，有些景象依然那样鲜活。田野里、城市中似在跃动的绚丽色彩，蓝得让人有点不知所措的天空，街头年轻人的欢快音乐……随处可见的艺术化的建筑、场景和人生活的方式。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最初在现场看到印象派、后印象派画作时的那种强烈感受。

几乎没有任何西洋美术史专业知识的我，第一次知道了视觉体验本身可以那样地刺激人的情感。不知道是因为作品中的光与色彩映射出了自己在普罗旺斯对自然景观的新鲜感受，还是因为它们自身即蕴含着作家对世界、对地方的生命体验——就像文森特·梵高的艺术历程和他的作品那样。在阿尔勒，梵高的一些经典作品中的现场如今仍被保存着。后来在巴黎郊区的奥维尔镇，一位法国学生和他的家人还带我去参观过《奥维尔教堂》中的那个教堂，以及梵高的故居、他与弟弟提奥·梵高的合葬墓地。

梵高作品《夜间的露天咖啡座》原址。陈映芳 摄于2004年1月

梵高曾经住过的疗养院，梵高作品《阿尔勒医院的庭院》原址，现为梵高纪念馆。陈映芳 摄于2004年1月

由光和色彩构成的美术作品，由声音、律动等串联起来的音乐，艺术作品能够击中人的情感和灵魂，这是我们知道的。但不清楚人是因为有了艺术，才会感到自己更像人，还是万物因为被赋予了人性/神性才可能成为艺术？现实中，当人们身处不同的人－地关系，或面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空间，会有看似矛盾却又自然而然的感受。人既是文化的，也是自然的。还记得在蒙马特高地，一路上曾看到几十家咖啡馆五彩斑斓的遮阳棚——它们没有两家是相同的，当时只觉得它们美得超乎想象，却又认为那就是它们该有的样子。然而我们也会觉得江南素雅克制的建筑、园林是顺眼的、好看的。

也所以，上海为什么被称为“魔都”，而苏州为何会被视为一个“传统的”地方，城市学、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妨把这样的问题交给普遍的人的感受性，留给不同人的情感和认同。其实对于上海内部不同区域的空间，人们也有各不相同的地方感。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前一阵有关部门突然将上海老城厢里一些人去街空的老房子涂上了红红绿绿的色彩，当下就招来了网民集体的吐槽，以致当事方只能将其还原成了原来的样子，才平息了网民的情绪。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陈映芳；编辑：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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