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他的诗词里藏着赤壁的涛声、黄州的月色、岭南的荔枝,藏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通透,藏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原来真正的偶像从不是完美的传奇,而是在泥泞里依然仰望的人。
36岁的苏轼就自称“身行万里半天下”,可人生的转折来得突然。“乌台诗案”后,他被贬黄州,成了没有俸禄的“编外人员”。那段日子里,他曾在江边感叹“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把当下的清风明月当成最珍贵的财富;也曾在正月二十日与朋友出郊寻春,写下“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说事情像春梦一样易逝,可人与人的相聚像秋鸿一样有信,于是约好年年此会,不用为他招魂。他在黄州开垦东坡,用百姓不爱吃的猪下水自创“东坡肉”,写下“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把苦日子熬成了甜汤。
后来他被贬惠州,再贬儋州——那是当时的“天涯海角”,可他从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在惠州,他动员士绅筑桥,解决百姓饮水问题;在儋州,他办起书院,培养出海南第一位进士。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那些世俗眼中的落魄地,却是他思想和创作最丰沛的土壤。北归时渡海遇到涨水,他不慌,因为带着《易经》《尚书》《论语》的注释手稿,坚信“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他把自己当成了中华文化的托命之人,这种底气让他从容度过所有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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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足迹走到哪里,就把诗意和担当带到哪里。黄州的赤鼻矶本不是赤壁之战的战场,可他写“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让这里成了“文赤壁”;杭州的西湖本来有名,可他写“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让西湖的美从此定型;安徽灵璧的张氏园亭,他写《灵壁张氏园亭记》,提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却没想到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乌台诗案”的罪状。这些地方因为他的书写,成了千古扬名的“东坡印记”。
他的思想里藏着儒道佛的融合。儒家的经世济民让他修苏堤、办书院,道家的放情山水让他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佛家的超脱让他说“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可他从不是某一家的信徒,只是遵循自己的本心——明知世道多艰,仍能心中有光;身陷低谷,依旧风度翩翩。
苏轼走了,可他的文化创造至今屹立。他的作品被控告、查禁,却永远流传;他的精神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典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九死一生仍不忘初心,旷达乐观面对所有境遇。现在读他的诗词,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滚烫的生命力:不管遇到什么,都能在生活里发现乐趣,在困境中守住本心,在泥泞里仰望星空。这样的苏东坡,怎么能不让人记挂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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